郑念女士之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阿波罗新闻网

图为郑念（张伟国1996年3月18日摄于华盛顿DC郑念寓所）

（原题：华府看天下－悼《上海生与死》作者）

以《上海生与死》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作者郑念女士星期一（二日）病逝华府，享年九十四岁。郑女士在今年七月洗浴时不慎被热水烫伤而住院，伤势时好时坏，更不幸的是被细菌感染，终致不治。

郑念本名姚念谖，原籍湖北，一九一五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学于伦敦政经学院，师从着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本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同学。余先生生前说，当时在伦敦政经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只有两人，郑念是漂亮的那位。郑念不仅漂亮，气质尤其好，一直到逝世前，始终保持美好的容颜和仪态。

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他们学成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双双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一九四一年外派澳洲，追随徐谟公使（战后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担任参事，驻澳长达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才调回中国，出任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但大陆随即变色，郑因有老母，没有随政府迁台，「解放」后转职英商壳牌（Shell）石油公司担任中国总经理，但不幸于一九五七年因癌症病逝。郑念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前夕。

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待遇优厚的外商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式的生活，被红卫兵抄了家，并被控为英国的间谍，系狱将近七年。这期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上海生与死》即是写她个人的惨痛遭遇，因这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写的亲身经历的书，一九八七年在英美两国出版后，造成轰动，使郑念一夕成名，并带来财富，请她演讲的邀约应接不暇，每讲一次可收入美金五千元，郑念晚年即靠书的版税和演讲收入生活，加上壳牌石油公司给她股票的红利，日子过得非常舒适悠闲，而最大的享受是她有了完全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是她心中也有一个永恒的痛，那就是女儿梅平的死。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根本不须回中国的，但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沦陷前夕，住在香港的郑念，奉先生之命把女儿带回大陆，因此铸成了毕生无可挽回的大错。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当然还有无限的故国之思，可是三十年前她以探亲名义远适异域时，已发誓不再重返伤透她心的中国，而故国只能长存她的记忆中和梦里了。

郑念之死，使我想起赛珍珠晚年的感慨。七十年代后期赛珍珠想重访中国，在遭受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馆员的粗暴待遇后，相当伤心的表示：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像胡适、林语堂那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的人都不见了？郑念可说是中国继胡、林之后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的最后一代，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2009-11-06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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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右）与文革中遇害的女儿郑梅平在1964年合影，本照片发表在文船山的文章里，大纪元记者岳芸翻摄。

文革时上海一桩生死劫拒不屈从的遭遇

大纪元记者岳芸综合报导）她曾经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又为英国壳牌（Shell）石油公司在上海办事处工作过。文革初起，她被诬指为“帝国主义间谍”，因为坚决不承认而待了六年半的牢房。出狱后，她一身是病，女儿没来接她，始知相依为命的独生女不肯指控母亲，已在五年多前被活活打死，彼时24岁。

她把这段经历撰写成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与死》或译成《上海生死劫》）一书，轰动全美。1987年6月在美国出版，不到三个月就销售精装本20多万册。《时代》周刊推出以该书为封面故事的书摘特辑，标题是“当中共发狂的时候”（When China Went Mad）。据作者了解，那一期的《时代》杂志多销了一百多万本。

西方媒体争相报导

针对该书当年洛阳纸贵的盛况，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尔后获有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博士的文船山（1945~1991），曾经撰写〈震撼西方的中国作家──记郑念（姚念瑗）〉一文，提及郑念告诉他，平均每周接到三十封信与几十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