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团体事务总长张世律原在北韩部队转业后，曾在平安南道的一所大学里任数学系教授。但因观看一部韩剧被身边特务告发，被迫在咸镜北道服劳役，在那里目睹了其上司及家庭成员因政治犯的罪名秘密失踪，因此萌生了逃离北韩的念头，并于2008年2月与妻子及年幼的儿子一起逃到韩国。
42岁的张世律日前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披露了北韩当局对内统战的种种手段，并揭露北韩民众之间特务遍布，人人自危，直至被害都不知道告密者是谁。
9月9日在首尔地铁的新吉站前举行“北韩人民解放战线”成立大会（摄影：全宇/大纪元））
以下是大纪元记者对张世律的采访问答。
记者：请谈谈“北韩人民解放战线”成立的宗旨？
答：目前为止，逃北者已达2万名，其中军人约3千名。若把这些人联合起来，其力量足以使他们曾经服役过的北韩军队发生改变。现役北韩军人实际上都可以算作我们的后辈，我们向其提供韩国方面的消息，希望他们能成为改变北韩体制的主力。另外，（在韩国的）北韩难民与北韩境内的民众每天的通话件数多达几千，我们还与新义州、惠山、巫山、海岭、稳城等边境地带的大量人士取得联系，因此也希望使这种联络网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运作。
记者：据悉北韩同南韩一样有征兵制？
答： 对。但服役期限是10年，狙击手等特种兵需服役13年，女兵是5年。也有很多免役情况，尤其是女兵，一般十分之一的女性需服兵役。“北韩人民解放战线”会员中20％为职业兵出身，其余为义务兵出身。
记者： 你们如何与北韩取得联系？
答： 中国的手机信号可以通到北韩边境，所以（从韩国往中国）打国际电话即可，可以通到距北韩境内10公里的地带。约定通话时间的方式，与各区域的人都有预约电话。通过中国人付电话费，但是由我们在韩国拨打电话。用电话约定每天通一次或每周通两次电话，并计划性地以问答形式向北韩居民及时纠正对南韩生活状况的错误认识。
记者：北韩最近也在全国范围内开通了手机信号？
答： 最近，新义州一带的居民把他们的北韩手机号给了我们，让我们拨打，但没拨通。显然是被卡断了。
记者：北韩最近有什么变化？
答：北韩内部开始有政治分裂。货币改革使中产阶层没落，对未来体制有诸多不满。因货币改革而被变相掠夺财产的人们非常不满。以前给北韩的熟人打电话时若问：“现在怎么样”，回答是：“最近承蒙将军御驾亲征”，一定要带上“将军”这样的敬语并使用套话，但现在已经没人使用这样的敬语了。可见说话的口气大不相同了。以前问：“听说金正日最近病情严重”，会说：“大哥，可别这样说，要被窃听就惹大麻烦了”；现在转而对其破口大骂。
记者：军队是什么情况？
答：货币改革对军人的打击要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士少一些，大部份人不是直接受害者，军人误以为：“为改善生活而进行货币改革，但失败了。”我们因军人出身，经常与北韩边境警备军或放射炮旅团的现役军人通话，他们都对三代世袭表示不满。
记者：军人对三代世袭不满的理由是什么？
答： 为了生活。金正日继承权位时人们还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认为，“管他谁继位，过得好不就行吗？”但现今，金正日要把长期陷入经济危机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政权移交给其儿子，军人对此表示不满道：“那又会有什么不同？”
记者：军人是不是比一般居民要好过得多？
答： 军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粮食供给制度，北韩采用国家供给控制及市场化并行体制。一般居民被分配体制所麻痹，纯粹靠自己努力度日；军人虽比平民阶层要好过，也仅是勉强糊口而已，但比维持市场运作的中产阶层要差些。军人的妻子去市场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所以不能做生意，只能被困在兵营里，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单靠国家的供给维持生计，跟中产阶层相比，状况真是不堪。
记者：韩国以5千吨的粮食援助北韩，对此有何看法？
答： 因自己的父母兄弟都在北韩，按理说对北韩的粮食支援应该感到高兴。但问题是粮食运到北韩后，居民却得不到。
我在平安南道时，邻居在粮政事业所工作。北韩把粮食称为粮政，粮食供给体制本身就是政治体制。从韩国运出的粮食首先到达北韩的粮政事业所，再由其分配给军部、军工部等。军人因饥饿难忍而逃离军营，无法接受军训，一般居民又怎么会分到粮食呢？根本分不到。（援助北韩的粮食）都会进入军营，用以巩固其政权，所以我们才极力反对。
粮政事业所把印有“大韩红十字会”的麻袋全部解开后重新包装，再分发给各军部。部队宣称是来自联合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度认为这是联合国的粮食。粮政事业所本应全部销毁这些麻袋，但它的质量真是不错，而粮袋又是北韩的生活用品，用其装玉米、豆、大米后放在箱子里切实可用。粮政事业所的人们觉得粮袋实在太好，就把它转到市场上去流通。所以仅在暗地里流传着韩国援助大米这一说法。
（据其他北韩难民证实，（北韩）后来直接供应麻袋上印有“大韩民国”和“USA”字样的粮食。初期，在元山及南浦港更换麻袋，但这一程序非常麻烦，尤其是一时找不到能盛装几千吨大米的用具来替换麻袋。无奈之下，北韩宣传“承蒙金正日将军领导，才得到美国及韩国朝贡的大米”。）
——记者： 北韩军人怎么看待“天安舰”事件？
答：我们也本能地关注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4月初，北韩军人自认为“除了我们还能有谁干这事”。但是这一次，韩国人（韩相烈牧师）在北韩公开表示“这是李明博政府蓄意策划的”，使人一时陷入思维混乱。以往多数时候都会自认，但如今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北韩民众认为“现在看来是那里（韩国）人策划的呀”，所以我们觉得韩相烈牧师对北韩人们的基本思考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北韩在这次“天安舰”事件中获利颇多。他们趁机散布会被南韩及美国进攻，引发民众的恐惧感，藉以动员民众进入备战状态，转移了北韩货币改革失败造成的民愤。北韩的全体动员体制与南韩仅参加一、两天就结束是截然不同的，北韩是大肆鼓噪运动氛围，使全民陷入思想运动状态，把各岗位、组织、行政单位等所有人员捆绑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阵营，以此转移当局的执政危机。
记者：“天安舰”事件成了好藉口吗？
答： 在北韩面临严重危机之际，对北韩的粮食支援就会被金正银政府所利用。而一旦有南北韩和解的征兆，又会使人们牢牢认为那是金正银的伟大所致。
记者：这一次的粮食支援也会被政治利用来拥戴金正银吗？
答： 那当然啦。当我一听到这是北韩的提议时，就知道这明显是一种手段。南韩对南北关系的冻结策略受到南韩舆论界的高度批判，又因为南韩是受害方，所以只要是北韩的提议就无法违背。那么就会被北韩的领导者利用来维护其政权，政治就是这样玩弄的。
记者：您为何有了逃离北韩的决定？
答： 我曾经是大学教授，转业后在平安南道当过数学系教授。2004年我看了韩剧《男人的香气》，机械系的一位同事与我关系密切，说“下村有一部韩剧”。当时的人们若听到是韩剧都会感到相当好奇。
于是把外语系及数学系讲师等比较亲近的同事叫到一起，在一家独门独院的同事家里把房门紧闭、又拉上窗帘、把音量调得很低，通宵看完了这部韩剧，因为第二天需要把大约20张CD全部归还。我们当时都是流着泪观看的，故事讲述了男主角虽具一身野性，但最终却为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替赴死刑。
次日第一堂课结束后的休息时间，我被保卫部委员叫了去，心里开始忐忑不安，6个人都被抓了，意识到我们6个人中藏有保卫部的间谍。这个间谍总是受到与其他人一样的处罚，包括去政治犯收容所、经济犯管理所、管教所。韩国人可能难以理解，北韩有几百万人死亡，而几十万人冒死逃离北韩的理由便是这天罗地网的监控。
这些间谍虽然以政治犯的罪名活一辈子，但他们的职务是保卫部委员，代价是其家属受到优厚的待遇。我至今都难以知晓那个间谍到底是谁。最后被贬到咸镜北道服劳役，如果那时我们看的是类似于《太极旗飘扬》那样关于南北韩关系的韩剧，恐怕早就没命了，尽管是看生活方面的韩剧都被降职处分呢。
记者： 如何被降职？
答： 被贬为劳动者，当了一年检查自动化机器传感器的司机。一年后，4个人被复职，也许那个保卫部委员就在其中。党组织认为我是主谋而难以复职。那时便有了反抗心：“是同胞”、“是一个民族”，难道就因看了一部韩剧就把人治成这样吗？反正也不能复职，还不如尽情看个够，索性看了很多韩剧，因为CD也不难搞到手。
看韩剧时便向往那里（韩国），知道韩国是民主国家。同时想起了儿子，我已被贴上有不良政治动向的标签，那么儿子就很难从政或被党所重用。莫不如明智一些，为了儿子的将来逃往韩国。
但因为还有父母兄弟在北韩，做出这个决定也并非易事。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起工作的技术科长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后以政治犯的罪名被关进了管理所。现任咸镜北道党责任秘书洪锡亨是小说《林巨正》的作者洪命喜先生的二儿子，也是技术科长的冤家。技术科长在1994年金日成死亡哀悼100天期间，为孙女摆了周岁宴席，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当时，技术科长去找洪锡亨求情，可是洪锡亨为了表示忠心岂能网开一面。凭技术科长的才能本来有望升为经理，却因此断送了大好前程。2007年洪锡亨参加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时，技术科长只是去了投票场所，并没有投票。次日传来一道指令，要求技术科长整理办公桌。当天下午我去科长家里时，他妻子正在哭泣。半个月后全家失踪。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巨大冲击。
我藉口出差与母亲道别后，领着12岁的儿子越过了边境。这是得益于我的一名学生在边境工作，后来嘱咐学生把我妻子领到边境地带，用中国手机通了电话。妻子起初反抗道，“家族有构成民族叛逆者的罪状吗？回来吧”，然而在10天内就紧跟着出来了。经纪人通知了韩国政府，于2008年2月经由北京来到了韩国。
记者： 到了韩国觉得怎么样？
答： 当初妻子还很不情愿过来，现在却说：“你的过错中最大的过错就是没把我在年轻时带到这里。”妻子和儿子比我还要高兴，我却在社会地位方面有压力，无法再成为公务员。北韩难民中有很多知识份子，这里的参谋也都是大学毕业。统一后会有很多需要我去做的事情，梦想有朝一日能重返讲坛，继续教数学，并为南北韩社会化统合提供知识，所以殷切期盼早日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