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一年一度的两会结束了，从开幕到闭幕，“幸福感”这个词自从被中共总理温家宝解释了以后，两会的代表纷纷附和，接着媒体继续热炒。一下子，很多中国人感到突然被幸福了。2010年大陆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中，浙江杭州排名第一。旅德著名学者、工程专家王维洛博士就来自杭州。3月9号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他们这一代人是否拥有过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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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博士，您好！您为什么主动来找我谈幸福感这个话题呢？
王维洛：【录音】 因为42年前的今天，我们就一起上山下乡了，从杭州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去插队落户去了，在1969年的3月9号。讲我们这一代人，1947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生的中国人，他们自己说是在中国最不幸的一代。他们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当我们长身体的时候，就碰到了3年饿肚子的时代，就说没饭吃的；当我们要上学的时候，就是要学习的时候，那么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我们要想高考的时候，那么就全部都下乡了；等到我们要回城了，要成家、立业、结婚了，他们自己说了，那么正好赶上了只能生一个孩子了，就都是独生子了。那就是说，现在的80后的这一代大多数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那么等到我们好不容易回城以后找了一个工作呢，那么就开始讲“文凭”了。因为我们都没有上过学，我们最多只上过中学，象我这样下乡时应该只是初二的学历。那么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那个时候就开始要讲“学历”，要讲“文凭”了。没学历、没文凭的都下岗了。
主持人：是，中共建政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让这一代全赶上了，而且是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到现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否感到了幸福呢？
王维洛：【录音】等到现在了，这一代人他们其实自己的希望都没有实现，那么就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培养孩子，让孩子上大学，做研究生、做博士生，那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他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的都把它投入到孩子身上了。那等到孩子出来的时候呢，孩子现在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找工作特别困难。本来想孩子出来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它现在又不行了。那么现在又碰到了孩子他要结婚、要房子、要车子。真的就是，我们有的同学给我们写信，给我们讲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真觉得他们很可怜。就是说他们自己手上还有一套房子是那个时候（分的），但是现在是孩子要结婚了，对方是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告诉你没有房子我不和你结婚。自己只有一个独生的孩子，这孩子结婚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事情，那孩子结婚以后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怎么办呢？只好就是老爸、老妈把房子让出来给孩子结婚，而他们自己住到什么地方去呢？有的是在、就把阳台隔一下，他们就住在阳台上；有的人是住在楼梯间里头，就是你们家的楼梯下面还有一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把房子让出来给孩子住。就说现在房价高的受害者，其实正好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给孩子买房子，没有房子的话，他们的孩子结不了婚。孩子结不了婚的话，这当爹妈的好像是这日子也不能过，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因为他们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而只能把这个理想和目标强加给下一代。自己就没有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就象我们这一代人，这一辈子其实真是和中国整个社会的这60年来的不幸，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基本上是被直接所涉及的这么一个（群体）。
主持人：王博士，您自己是插队后回城考上的大学，后来又出国，成为博士、专家的。但这不是这一代人中的普遍现象。
王维洛：【录音】就象我一样，后来又上了大学，又到国外来的，那也是很少很少的，这并不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里面的大多数，而是我们这一辈人里面的大多数的人，他们确实是没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要讲“幸福”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对他自己能不能满意，这是一个“幸福”。你国家，你说你定个什么指标来衡量你的幸福的话，那其实是一种假象吧。“幸福”是你心中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其实我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最不幸的这一代，谁也不可否认的。因为讲到现在，其实我都可以说，尽管我现在有博士学位，但是我会知道我们以前所缺乏的、那个基础教育的东西是我们失去的，我们永远弥补不回来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知识结构里面缺了这个最基本的教育。后来象我自学的什么东西，和系统学的那是不一样的，就差很多。
主持人：王博士，您个人怎么理解幸福感这个概念？为什么42年前的插队给您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你们当时是怎么选择的呢？
王维洛：【录音】一个人，什么是“幸福”？你有一个希望，你有一个目标，那么你最后实现的和你的这个目标相差多远？那么，这个是你所谓的“幸福”和“不幸福”的感。就是离这个目标越远，那么你的幸福感就越差。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他们并不幸福。那么当时很多人他们就会说，你们这代人上山下乡那都是自己自愿去的，是自己自愿报名的，响应党的号召，那都是自愿去的，没人强迫你去。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也是我们同代人写的，我觉得他写的很好。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愿去的。那么我想什么是“自愿”，什么是“不自愿”？有选择的，你有个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了上山下乡，那是你自愿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那么上山下乡是唯一的一个路，就是说你只有走这条路，那么任何人的选择都不是自愿的，都是被迫的，因为你没有选择。我记得，大概是我们上山下乡30年的时候，北京办了一个知识青年的展览会。那么这些家长都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去，让他们来了解一下父母以前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孩子和他爸妈说，爸妈，你说你们的生活那么苦，你干啥不能练摊呢，非要上山下乡呢？练摊就是现在是指在农贸市场、在哪儿摆个摊，做小商小贩。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连练摊的机会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必须下乡，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可以到近郊去上山下乡，你也可以到黑龙江去上山下乡，或者到黑龙江的农场去，或者到黑龙江的兵团去。这个差别就可能在一个去处，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在任何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能说我们是自愿去的。
主持人：您还记得当时离开家去插队时的情景吗？王博士！
王维洛：【录音】对啊，我去的时候也就是16岁的时候去的。我记得42年前的今天，当时是我们在杭州，在南新桥车站里，而且那天送的，就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朋友都特别多，在整个车站上都挤满了。后来说，最后是捡鞋子都捡了几车的鞋子，挤的都已经是，爸爸妈妈送我们的时候跟着车跑，把鞋子都丢了。我们当时在车上，车上没有一个人哭的，也没有一个人流泪的，当时觉得好像装的都很坚强似的。但是火车开了以后，火车开到嘉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火车开到嘉兴的时候，也不知道谁第一个带头哭了，我们那个车上、车厢上、全的车厢都哭，一直哭到上海。后来到了佳木斯以后，我们车厢就打架、打架，就是知青和知青打，打的整个车厢全部都打烂了。打架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有两派嘛，或者三派，就是当时那个气还没有出完呢，就出来在那里打架、打。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到那边是3月12号，我们一共坐了4天的火车，3月12号到那边的，3月15号就是打珍宝岛。就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正好是中苏边界，正好是打仗的地方，所以我们整个车都是被解放军押下来的，就是说被赶下车去，因为他们当时要调部队上去，调装备上去。
主持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当时中共当局为什么会把几百万青年打发到农村去呢？
王维洛：【录音】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是孩子，都不懂事的，也是被利用了。我自己后来在这里看了法国的一个学者的博士论文，就写的是中国知青的整个事，为什么毛泽东要把所有的知青全部都送到农村去？他说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惩罚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们”，毛泽东当时是利用了红卫兵小将们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些红卫兵小将不听他的话了，所以他要惩罚他们；第二就是中共政府当时它想很快的解决就业问题，这么六届的学生，它就这么一下子全部都当农民去了。说的挺好听的，“向贫下中农学习”。那么现在也有一样的。这次两会的时候还有代表说，希望大学生毕业以后都去当农民去。其实不是说农民没有前途，但是整个趋势来说，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总是越来越少。你不能就象以前一样把大学生还是往农村送，这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它也不会使那些人感到幸福。
主持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们，在挨饿，失学、插队、失业、买房难等一系列人生痛苦中生活着。王博士，您认为根本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王维洛：【录音】关键在于你制定政策时，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从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体来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他制定政策和现在就不一样，就不会一样。就象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当时毛泽东它不是把知识青年都送下乡的话，他还是有选择的，他还是能让知识青年去练摊的，对不对？哪怕就里面只有 10万人去练摊的话，10万人他也是一个另外的选择。你现在看他的政策，他就象部队下命令一样的，所以它没有改变它整个决策的这么一个机制。人家说了，你中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你和五年计划这个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五年计划的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其中它这个五年计划是中国的最主要的控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它其实和市场经济是矛盾的，它不属于市场经济里头。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是实现这种五年计划的？无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所谓的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象德国这么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它从来没有制定过五年计划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中国到现在为止，它一直还是在沿用着这么一个旧的体系。而它的这个旧的体系它从来不回头看看，它所提出的那些目标它有没有实现？它只是给大家画一个很美好的远景噢，说你的钱能多挣多少，而你就不想想，你喝的水永远是不干净的。
主持人：感谢王维洛博士！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天地人》专栏，本期节目是《50后这一代人的不幸福感》，我是唐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