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没有慌乱与失控，事实上这个地震后的周日，东京的街头只是比往常更安静一些。食物和水的供应并没有人们感觉上那么紧缺，空货架很快被补满。不过，部分类似星巴克的店家，做出了停业一天或者提前至傍晚5点关门的决定。
“抱歉来晚了。”葛星走进门的时候，手上提着一大堆干粮。
他是东京大学三年级博士生，听说校园附近的便利店已被抢购一空，赶紧从住处买了三人份的食物备用。
这种恐慌也影响了年轻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他早上7点下楼的时候就发现便利店的饮用水已经卖空，并立刻发到了微博上，“所有的地方都缺东西，整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事实上，这个地震后的周日，东京的街头只是比往常更安静一些。食物和水的供应并没有人们感觉上那么紧缺，空货架很快被补满。不过，部分类似星巴克的店家，做出了停业一天或者提前至傍晚5点关门的决定，“由于地震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很抱歉”，店门上的告示说。
余震依然不断，这种摇晃程度对于东京人来说已司空见惯。
福岛核电站疑似核泄露的信息占据了所有的电视频道，只要街头有公共屏幕的地方，都在滚动着关于核电站和死亡人数的信息。
“我很关注，不排除更严重的时候立刻回国。”旅居日本超过10年的徐应瑜说。当然，他当下的打算还是观望，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周一的工作还要继续。
“巨大的东京市，就如同再生能力强悍的爬行动物，在短短时间内，已经快速抹去了第一天混乱留下的痕迹。”在街头逛了一个下午的葛星在开心网日记里写道。
惊慌渐褪
3月11日下午2点半，徐应瑜正打算走出位于东京滨松町的办公室。
突然之间，他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震动。徐应瑜夺门走下楼梯的时候，确信自己听到了墙内钢筋拉扯扭曲的声音。
“真的是那种声音。”徐应瑜说，他猛一抬头，看到走廊出现的裂缝。
加藤嘉一的体验更为恐怖。彼时他正好在东京都中心的22层开会，“眼前一下子变成从未见过的样子”，灯、柜子、玻璃、箱子……很多东西突然掉下来。“我完了”，这是他那一瞬间的真实感受。
虽然徐应瑜认为，这是他到日本十年中地震感觉最强烈的一次，但依然选择回家，而不是在避难所过夜。
当晚，在地下穿梭的东京市民全部涌上地面。尽管大多数商店关门，步行的人们极度缺乏食物，但沿途的全家便利、迷你站、吉野家等商店仍预留窗口为回家的人们提供水、地图和必要的协助，并对公众开放厕所。
这是2009年琦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等9个县市决定成立防灾首都圈时讨论内容的一部分，称为“回家支援站”计划。
在回家支援站的帮助下，从晚上7点到凌晨2点，徐应瑜经历了7小时的跋涉，终于从东京市区回到靠近横滨的家。当天，住吉会会员粕川圣侍决定，将住吉会的本部和各事务所统统开放给未能及时回家的人们。
手机不畅，交通中止，和当晚的大多数东京人一样，徐应瑜依靠facebook和skype给家人和朋友报了平安。
葛星在地震当晚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留宿在东京大学的福武大楼。
“我们都被通知来这里避难。”葛星在当晚9点就收到了来自东京大学的群发邮件，要求仍在校园的同学都到这栋2009年建成的建筑里过夜。
在平时，东京的大部分学校和运动场馆都被明确作为避难所，地震灾难之时要去避难所暂避已经形成惯例。
恐慌似乎很快过去了。震后第二天，新宿一片平静，人群仿佛又回到了地下，夜晚的歌舞伎町一片喧闹——唯一不同的是，霓虹灯和广告牌为了节电而关闭。第三天，东京的交通全部恢复，通讯状况也逐步好转。福武大楼这个避难所到第三天就无人留宿。门前的绿地上有一株早樱已经盛开，三三两两的孩子和宠物在绿地上玩耍。邻近校园的汤岛地区活动中心，毫不起眼。唯有门口挂着的“已停止接受避难”的告示，提示两天前这里曾经给予慌乱的人们以庇护。
“现在东京所有的避难所里基本没有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邓伟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大使馆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除了四个受灾最重的县，日本其他地区基本安全。”
日本政府也在努力传递这个消息。其外务官员挨家拜访外国使馆，正说明了这一点。
观望核辐射
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福岛。
Unicul主席佐佐木香织选择和她子女一起在家度过震后第一天。再一次检查急救生存包后，她和孩子们聚在起居室里收看电视直播。
尽管对地震心有余悸，更担心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佐佐木仍耐心守着电视台的实况转播──内阁官房长官、东京电力负责人、经济产业省下辖核能与工业安全局官员轮番出现在直播画面中，向国民报告核电站最新情况，并用图纸详解核电站结构。
下午3时36分，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佐佐木一度惊惶失措。但在政府官员和核能专家的认真解释下，她放下心来，并安慰孩子们不必担心。
“经过说明会详尽的解释，我们明白核爆炸只是危言耸听，并对事态有了一定了解。”佐佐木说。
傍晚，佐佐木在家人的床头放置了急救生存包、足够暖和的衣物、安全帽和口哨，并早早熄灯睡觉。
这个威胁可能让东京街头更为沉静。戴着口罩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暗示警报还远未解除。
福岛的核电站的安全撤离范围，“最早是3公里，后来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徐应瑜有点心慌，“日本政府曾经有过瞒报核电事故的记录，这次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
尽管存疑，更多的人只是在默默关注，报摊的老板承认报纸卖得更快了，NHK的发布会视频被公司工作的人群互相传阅着，关注完生活还在继续。
震后第三天，山崎兄弟走上街头。他们穿着统一的童子军服装，卡其色的制服，军官帽，红色底绿色滚边的领巾，胸前还有刻着自己名字的钢质小牌。
28岁的山崎哥哥在地震当天是走回家的。休息了一天之后，和弟弟带着几个中小学生上街募捐。
“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他指着自己胸前的标志说，每次大地震之后，他都会上街募捐。可能是统一着装的显眼，他们在上野车站的募捐效果不错，只要有人募捐，几个童子军就齐齐站成一排，鞠躬感谢。
一如上野车站旁边的小寺庙贴出的文字：以悲苦始，终有快乐欢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