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道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照片，当年是不太符合发表、刊登的标准和要求的。当年的视觉美学有其标准套路，曾经梦想着改造社会和制度的“有志青年”张祖道的内心对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
“文革”结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难中故去的文艺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各地多有补开追悼会。1979年10月12日，叶圣陶、夏衍、周扬（左起）胸前佩戴着白花，情态肃然，在北京参加某场追悼会，远景的人丛中，隐隐约约有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面容。
正在上海爱普生影艺坊进行的《生活的脸孔》摄影展上，有几幅作品引人注目。
其一为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原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合影，这是原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从昆明回北平清华园第一次举办校庆。
其二，1987年4月15日，剧作家曹禺在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典礼上。这张摄于曹禺先生晚年的照片，极为传神，曹禺后半生内心的苦闷、纠结、不甘和痛苦，以及他处境的尴尬，都令人惊叹地表现出来了——作为颁奖者，他仍在台上，同时他又是那么孤独。
其三，1979年10月12日，“文革”结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难中故去的文艺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补开追悼会，叶圣陶、夏衍、周扬胸前佩戴着白花，情态肃然，在北京参加某场追悼会，远景的人丛中，隐隐约约有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面容。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此耳熟能详，然而他们突然以一种与喉舌报道对象不符：不高大、不凛然、不超凡脱俗的形象出现在观者面前时，他们代表的意义并不充盈，显得陌生却略略地透出些亲切。这些作品均出自摄影师张祖道之手。
出生于1922年的张祖道曾经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张祖道就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他于当年8月赴上海进行工厂调查，11月赴北平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学习，张祖道的第一架相机就是在那时候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的旧韦尔塔（Welta）蔡司折合式120照相机，他从此开始拍摄校园生活、学运、北平风光习俗等，并和朋友组织周末摄影社。
在张祖道的家中，存有一张一张的照片，胡适、朱自清、吴晗、叶圣陶、潘光旦、费孝通、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刘开渠、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周瘦鹃、王朝闻、艾青、徐迟、董希文、郭沫若、田汉、冰心、臧克家、傅抱石、老舍、茅盾、吴祖光、曹禺、巴金、李可染、张天翼、汪曾祺、蒋兆和、叶浅予、黄永玉、程十发、刘白羽、吴作人、沙孟海、丁玲、陈荒煤、阳翰笙、袁世海、戴爱莲、丁聪、高士其、黄苗子、郁风、黄胄、廖沫沙、华君武、启功等等，都是声名远扬的人物。1952年开始担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的张祖道有很多常人无法得到的机会端着镜头，接近这些人。也正是因为社会学毕业留下的整理资料的习惯，那些细节和时间的片段才会被张祖道细致地记录在案，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可以鲜活地在叙述中复活。
张祖道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照片，当年是不太符合发表、刊登的标准和要求的。当年的视觉美学有其标准套路，曾经梦想着改造社会和制度的“有志青年”张祖道的内心对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作为工作，他肯定会去认真努力拍摄符合要求的照片，交给领导，这是摄影记者的职责，但那些照片，可能并不是他内心真正喜欢的。
张祖道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长得漂亮、胡子长得长就拍，我总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才去拍。我的原则就是不干涉被摄对象，我要从他们的活动中选择，来表达他们。我的性格不善于指挥人，一看见那些把被摄者指挥得团团转的人，我就躲得远远的。”
当年张祖道举着相机，没有布光，与那些文化人物们混在一起，从来不让他们抬个手，摆个姿势，他只是拍得多，从很多张里才能挑出一两张精彩的来。“我最瞧不起摆布，瞧不起组织加工。就算是在拍剧照，我也争取现场抓拍。”
“他不是一个太想说什么的摄影家。”策展人、评论家姜纬认为，年逾九十的张祖道的天性里头，有着一种善良、谦虚、淳朴和放松的品质，他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感。“这些作品并不企图去映照一个大世界，却建设了一个个小世界。”张祖道只是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对象看熟，在某些时代背景之下，看到他们的处境和可能的困境，这些人物或高或低，离张祖道如此之近，他却是以一种温和的情绪和态度与他们做着默默的交流，表达着拍摄者的自信和内心信守的规矩。对他而言，这就是摄影。
1987年4月15日，剧作家曹禺在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典礼上。这张摄于曹禺先生晚年的照片，极为传神，曹禺后半生内心的苦闷、纠结、不甘和痛苦，以及他处境的尴尬，都令人惊叹地表现出来了——作为颁奖者，他仍然在台上，同时，他又是那么孤独。
北京，1959年12月，当时65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拍摄《杜丽娘》，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师孙鸿魁为其化妆。
画家程十发在自家画室里创作。上海，1955年。
画家傅抱石（左）、关山月（右）联手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水墨画《江山如此多娇》。北京，1959年9月初。
建筑学家、作家梁思成（左二）和林徽因（左一）夫妇在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北京，1952年9月14日。当时，林徽因噎48岁，三年后去世。
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这是原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从昆明回北平清华园第一次举办校庆。左一为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二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三为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四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北平，1947年4月27日。
原《文艺报》主编陈企霞在青岛疗养。1987年7月，酷暑中的青岛，陈企霞却穿着中山装，还紧扣领口。如果观者了解陈企霞和丁玲当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始末，看过徐庆全写的《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一书，就可以想象陈企霞曾遭受过的身心折磨，就会理解陈企霞在这张照片中的表情了。
作家、剧作家老舍喜欢莳养花卉。北京，1964年。这一年，《北京文艺》发表了老舍改编的戏曲《王宝钏》
作家、诗人徐迟下放河北怀来县暖泉乡劳动，学种当地特产马奶葡萄。怀来县暖泉乡，1958年8月23日
张祖道
张祖道，1922年出生于湖南，前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曾前后数十次陪同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到川鄂和江村等地进行社会学实地调查。并用摄影的方式对之予以记录。其摄影作品配合上翔实严谨的文字资料。以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成为了用影像反映时代变迁的优秀篇章。张祖道也被评为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里程碑式人物。2007年《江村纪事》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同名影展参加“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获摄影艺术特别贡献奖。
87岁高龄的张祖道走起路来疾步如飞，谈起话来能不停地讲上几个小时，如果不是提前查阅资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龄的老人。张祖道做了60年的摄影师，像他这把年纪出了名的中国摄影人，往往不是专拍领袖的“红色”摄影师，就是风光摄影师，这样看，他实在显得有点“另类”。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精英，陪伴潘光旦进行了土家族民族调查，五随费孝通“重访江村”。从学生运动到田野调查，注定了他社会学角度的纪实摄影风格。张祖道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纪实摄影”，他简单平实的摄影风格还被不少人批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摄影风转了几圈，他始终没有随大流，坚持拍自己的照片。新时期开始，社会学界和摄影界对张祖道给予重新评价，他的照片，不仅给潘费二人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图像资料，也在中国摄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脚印。
学摄影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这一生，什么都是赶末班车，那一年，我正好赶上了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学期。
我在联大的时候就产生了买相机的想法，我觉得社会学系应该拍照，费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调查时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并不是很多。对于搞社会学的人来说，相机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决心做摄影了。
当时的相机很贵，我不敢向家里要钱，我在昆明时曾让家里寄过一次钱，家里卖了20多担谷子，相当于2000斤，寄过来之后，过了一个月，物价又涨了，这些钱只够买两碗米线了，我吓坏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钱。我没有钱，但一心想着到北平一定要弄台相机。
我当时跟化学系一个姓朱的同学学冲印，正值 “一二·一”运动的时候，我看见了很多照片，有现场受伤的，治疗的，或者牺牲了的，我们当时把宿舍灯一关当暗房冲胶卷，黑暗的房间里一下子出现个死人的影子，给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开始碰相机是到了清华，确切说是“一二·一”周年纪念那天，我借了相机，从清华拍到北大，又赶回来拍纪念晚会，那才算是我摄影之路的开始。
张祖道 - 六十年回顾展
展览分四个部分：一、京冀留痕 194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镜头里的清华园、北京城与河北怀来；二、鄂川行脚 1956年底至1957年初陪伴潘光旦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土家族情况的照片；三、江村纪事 1957年5月、1982年1月以及1990年代随费孝通数次访问开弦弓村的摄影记录；四、名流众相 1950、1960、198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名人影像。
不仅清晰呈现出张祖道先生60年来的摄影脉络，也具有中国当代社会史、摄影史的重要研究价值。通过本次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张祖道摄影之路的轨迹。变化的是外在的环境，不变的是摄影家内心的信仰和力量。60年来，张祖道始终没有停止对人的关注和凝望，始终没有丧失对摄影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他平和而谦逊的观看方式释放了摄影众多的可能性，当中国当代的摄影者苦苦寻找摄影艺术表现的创新手法时，张祖道的摄影作品应该对他们理解摄影的本身有所启示。
张祖道 - 摄影作品
《北京北海公园东门的儿童乐园》
《北京双桥机耕培训班》
《画家齐白石在北京西单的家门口送别来访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