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庆典前后的政治活动，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大卖谝的绝好时机。他们不再需要「密切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不在乎「执政党的地位今天有不等于明天有」的告诫，而是像服了摇头丸的舞者肆意地挥洒自己的欲望。比如，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李忠杰在一次专题纪念会上，大讲「指望任何一个政党主动放弃权力是愚蠢的」，明说中共要永久独霸中国政治舞台。
了解内情而又不同意李忠杰论调的党校高级理论家对此评论说：「这是个危险的趋势，好像病入膏肓的人说自己很健康一样。如果让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更不可能了。」也有解释者从不同角度说：这意味着一个巨大变化，共产党没必要再对国人谦虚，借建党九十周年庆典重返上世纪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时的暴虐。
毛妻杨开慧降身为二奶
源自重庆的唱红运动起初确实比较严肃，一度被各级政治老人认为是社会精神净化的方向，但是，当它推广开来以后，就大大地形式化了。比方说，在河南郑州，机关单位能否组织红歌演唱会被看成一项考核指标，以至单位要花钱请在校学生来当外援。再比方说，在军队院校相对集中的西安，即将毕业的学生若不能组织唱红文艺演出，毕业评语就不会被写得好。
「月初唱红歌，月末领加班费；下午唱红歌，晚上喝凉啤酒」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庆典之前的普遍现象。唱红使党政部门的开支增大，也使公款吃喝得到了「政治庇护」。
与唱红相配套的「红电」那种颂党的政治题材剧或被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是唱红的精加工，但是，一如「领加班费」与「喝凉啤酒」的事实后果那样，「红电」不仅严重偏离史实，而且呈现出泡沫化、过度娱乐化。广电总局对此大为尴尬，曾发出通告批评说：「个别剧目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有损党的光辉形象，也严重歪曲了党史与现代史。」处于疯癫的自娱自乐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被借此机会发大财的影视商人们骗得团团转，央视播出的一部歌颂早期毛泽东的电视剧，有情节表现毛妻杨开慧在婚前奔放地对毛说： 「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孩子……」。
剧中杨开慧的台词笑得年轻观众前仰后合，因为这类表白在当今社会恰是二奶对大款或贪官投情献身的软媚套路。住在北京某特权小区的一位市民说：他们小区有参加过湘西剿匪的老军人气冲冲到派出所要枪，声言要去中央电视台「毙了混蛋编剧还有播放主管」，因为该电视剧「是对毛主席的最严重的污蔑」。
贾庆林派送「群众性」待遇
六月十三日下午，称之为「唱读讲传」的重庆红色文艺汇报演出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此次活动被外界认为是薄熙来进京探底的重大策略安排，但实际收效与外界的高估大相径庭。首先是，在此三天前的北京最高层接待只有贾庆林出面，其他八位常委未作任何表态；其次，「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主动来」即江泽民时代的强硬左派、原中宣部长王忍之作为重要领导出面观看演出，让薄一直自辩的唱红非左再无可遮掩──稍后不得不作新的政治表态。最后，贾庆林耍了手腕，给重庆的这次「献唱」定性为「群众性文化活动」。
贾在接待讲话时说了一大堆套话，而最耐人寻味的并非「群众性文化活动」定性这一点，更引人猜测的是明褒暗贬的用词。贾在接见演职人员代表时，说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是「各级党组织精心策划」的。按着中共宣传惯例，「精心策划」都是指政治阴谋活动。
出席接待仪式的权力核心层人物只有贾庆林一人，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则是政协副主席王刚。在政坛息声已久的吴仪以「老领导」的名义被请出。消息人士指出：薄在任由外经贸部沿革而来的商务部部长后，对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后进政治局并任副总理）恭敬有加，因此，在重要关头自己亲自出面请「老领导」捧场。
薄熙来亲自率队的「唱读讲传」没有制造出预想的轰动效果，其难堪程度可想而知。太子党内与其抵牾的有关人士调侃说：「薄三儿赶上中国股市了，『跌跌不休』，还未见底。」确实，薄的政治跌势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此前两次大跌已经让他大伤元气。（有关述评，见本刊去年十二月号与今年五月号。）中国左翼势力内部主张强力反腐的有关人士并不希望重回「文革」，而薄给他们造成的印象就是重祭毛左大旗。正是由于这点，薄才公开宣称重庆唱红是为提振社会道德精神而非为回归「文革」造势。
渝官唱红而人性冷漠
就在重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团准备踏上回程之际，重庆发生了重大丑闻：六月十四日，重庆城管逐赶小贩致一名妇女从陡高台阶上踏空跌伤，不省人事，城管并不理会该妇女惨状，扬长而去。媒体报道说「城管并未殴打小贩，是小贩自己跌伤」云云，但是，网民对此颇为气愤，指责道：「唱红把公权力人士的人性都给唱没了！」尚在北京活动的薄熙来闻讯，急忙与重庆党政大员通话，要求「尽快平息事件，释放正面信息」。尽管重庆市对当时带队的城管队长予以免职处分并将所有参与其事的城管人员停职，甚至到医院看望跌伤妇女，但恶劣影响已无法挽回。
重庆一位当地人士说：「这仅仅是丑陋重庆的冰山一角。薄熙来为实现十八大进常委的『春秋梦』，已经不惜一切。」另据消息人士说：尽管重庆方面进京「献唱」是薄对北京权力核心层的最后探底，但是他在北京活动的主要项目不在「献唱」上，而是如何防止李庄的发难，因为「李庄越是不放消息，薄熙来就越心里没底儿」。北京也有薄的利好消息──胡锦涛暗示薄在十八大时可接替贾庆林任政协主席，因此才由贾携副手王刚出来接待「献唱」的薄熙来。不过，接近高层的人士私下透露说：「即便确有此事也要经过程序确定，其间变数还很大。再有，也不能排除薄自己以放风形式亮底牌的可能。」
重庆城管只知「执法」而不救助跌伤妇女，是公权力暴虐的写照。「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专政名义出现的公权力暴虐不受任何约束。薄熙来作为「文革」分子已经习惯了这种暴虐，因此，重庆的公权力暴虐超过其他地方也就不足为怪了。
积极谋划「脱党」之路
薄熙来在北京的活动还包括请一些专家学者去重庆开研讨会，此项谋划得到了有「邓力群二世」绰号的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的支持。陈奎元曾在胡锦涛之前任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也是第一个直接批判胡温普世价值观的人。
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薄熙来在重庆主持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陈奎元率二十余名北京学者到会，另有全国各地二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上，薄首先提出完成邓小平遗愿，称：先富目标已经实现，现在要来完成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大陆有观察家指出，此为薄淡化极左色彩、转向温和左派，与第五代领导人竞争邓小平传下的法统之策略，同时也是脱离「太子党」的政治宣言。
「太子党」群体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先富群体，而且是权商通吃的巨富阶层。他们是否会以特定的形式来向社会赎罪，北京高级理论人士大多不乐观。相反，社科院的一位退休历史学家却说：「西汉末年，王莽曾试图推进平均地权的改革，最后在土地贵族的强力反抗下罢手。」
北京新「太子党」集团中有人寄希望薄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实现他们庞大经济利益的转型合法化，并提供政治竞选的机会。但是，薄既无彼见识更无彼胆略，重复王莽之路倒很有可能。薄担心中国大乱，殊不知他自己就是大乱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