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刚刚发生的大连万人要求关闭PX化工厂事件也只是其中之一。但与其它群体性事件明显不同的是，大连民众的诉求很快就得到官方的正面答复，承诺关闭和搬迁这座严重威胁大连环境的化工厂。这一事件能够得到快速处理引起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目前旅居加拿大，曾经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本人也是大连人的姜维平认为，历史上日俄的统治，后来中共的专制，使大连变成一个民心最顺从的地方。现在连大连人都觉醒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和公民力量的形成。他建议官方从大连维权事件中吸取教训，值此民心焦躁，社会动荡的时刻，认清大势，及早把大连办成政治特区，进行政治改革试点。
法广：仅仅最近几个月，中国就发生了很多群体性事件。大连的事件爆发得很快，解决得也很快，它有什么特点？
姜维平：从规模和特点来看，我认为“八一四”大连维权事件是自文革以来大连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六四”的时候，上街游行的人也是成千上万人，但是没有看到领导人亲自爬到汽车顶上喊话的。这种场面只有在我十岁的时候见过，也就是1966 年文革的时候，人们把原市委书记胡民拉到看台上批斗的场面。所以我说它的规模和特点是文革以来仅见的。
这次的维权事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表明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力量的形成。你看，大连这次的维权运动没有策划，没有领袖，也没有组织。你说是哪一个组织领导的？以前，只要发生了这样的群体事件，我们的政府总是说受到了敌对势力操纵。你能从大连事件中看出海外敌对势力的影子吗？我们都知道得很晚，看到报道以后才知道大连出事了。
第二个就是网络通讯手段的产生和运用。速度非常快，你看示威民众他们打着巨大的横幅，穿着印着海报的体恤衫，准备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那么，靠什么联系大家呢，就靠的是网络。网络连接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就是对大连生态环境的忧虑，对 PX项目的深恶痛绝。
法广：这件事情在法国，在海外也有很多报道。世界报还发表了题为“”的社论。大家最关注的仍然是，大连数万名市民上街游行要求当局关闭、搬迁PX化工厂，结果，他们的目的至少目前看来是达到了。大连当局在示威者迫使下，就当场向示威者承诺要搬迁，官方的媒体也做了宣布，说这个项目要停产。中国这些年出现过很多这种民众抗议活动，但很少出现民众的诉求被官方很快接受的事？
姜维平：这就是第三个特点，就是政府应变能力提高。新的市委书记唐军，从北京来，是一个“外来户”。才上任一个月。这个项目上马显然和他个人没有关系。他应变速度快，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且非常勇敢地爬到汽车顶上，自己向示威者喊话。并且果断地作出承诺，接受大家的诉求。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的这种应变能力，在以前的领导人中，在基层领导人中，还不存在。他的表现，还是应该肯定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介入和社会维权运动的合流是这次事件发展很快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大连人历史上经受过日本人和俄国人的统治，忍耐精神特别强。也就是说奴性比较强。特别是在中共专制统治以后，薄熙来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好多年，搞了许多贪赃枉法的事，致使老百姓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往往采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态度。但这次截然不同。就同党内权力斗争很有关系。
法广：为什么说这件事的发生发展同党内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呢？能不能讲得更详细一点？
姜维平：先来看看现在这个班子。市委书记唐军是北京来的，原来他是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应该说他不属于太子党帮派。过去大连一直在太子党的领军人物之一薄熙来的操控之下，他离开大连以后，留下一些死党，你像夏德仁。这个PX项目上马的主要经办人就是夏德仁。夏德仁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指标，搞了这个项目。而现在的领导班子，实际上是跟老百姓的诉求站在一起的，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
我们可以想象，大连公安系统、安全系统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没有提早动作？8月8号发生了民众恐慌事件，到了 14号，才短短一周，就产生这么大的波动。这期间，大家在互联网、推特、QQ上联系。网络警察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采取了默认。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老百姓是一致的，都希望这个项目搬迁，另外一个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就是说人们对薄熙来的忍受达到了极限。你看，全国很多城市此类官员都纷纷落马，唯有大连平安无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连是他们的大本营吗。他们控制多年，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力量特别强。但这一次他们走到尽头了。你看，夏德仁市委书记的任期还没有满，就被调到沈阳。他调到沈阳，就要清查他的老巢了。可以看出来，唐军他是希望清查这些问题的。所以，他能在第一时间就跳到车上喊话，尽管后来也讲了一些不太理性的话，但总体来说，我认为他的表现还是过得去的。
下一步，就要看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民众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因为搬迁项目不是一个小问题，职工的安排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那么多的职工安排不好，也会出事。还有呢，要搬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项目很臭，搬到哪里，哪里都反对。既然你是用公民走上街头的方法阻止了这个项目，那么，你要告诉大家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另外一个地方还会受到抗议。所以很麻烦，而且还有经济损失。其中涉及到私营企业。这是涉及成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是否会出现秋后算账。因为这件事涉及党内权斗。你看，当天晚上，那些镇压群众的武警，有些不理性举动的武警，是从沈阳、营口调来的。调动他们，是为了维持大连的势力。谁有这个权限？可想而知是高层。高层的太子党派利益集团，他想采取激化社会矛盾的办法，以 阻止民众抗议。唐军他们还是比较开明，希望舒缓民众的压力。
从公民的表现来看，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就是我们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形成。游行的有很多很年轻的人，他们非常理性，撤离广场之后，还帮着收拾垃圾。还有的市民，给武警擦汗，看了这些照片，非常感动人。所以，作为一个大连人，我看到这些情景后，过去的一些看法有所改变。
法广：您刚才提到党内斗争，那么，这件事可不可以把它一般化地看待呢？中国近来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但几乎都没有得到大连这样的结果。我们能不能去这样看，就是说现在胡温政权快要走到尽头了，是不是因为一心维稳、只求平稳交接的胡锦涛政权担心发生更大的事情，担心这件事引起连锁反应，所以促成大连事件的尽快处理？
姜维平：应该讲，大连的情况比较复杂。刚才已经谈到，1984年，薄熙来就在大连当基层领导干部，一直到2000年才离开了沈阳。他在大连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帮派体系。把大连变成一个太子党的大本营，这些人在各个领域都掌控了权力。现在，从中央高层来讲，也希望削减他们的势力。当然，胡温维稳的想法还是高于一切的。他们怕这个事件进一步蔓延，由民众的具体诉求转化为政府的一种不满。甚至起来推翻现任政权。形成滚雪球效应。因为在这之前，也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像七二三动车事件，还有几乎与此同时发生在贵州安顺，以及广州发生的事件等等。说明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是普遍的。
所以我最后要提一个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如果真的有政治智慧，有胆略的话，应该在这个时候把大连定为政治特区试点。然后在大连市广场、市政府的东侧，(东侧是人大的一个地方)，设立游行示威区，允许自己的民众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与其让民众忽然间爆发，无可奈何涌上广场，还不如你自己主动按照法律来办。设那么一块地方给老百姓表达诉求。可以抗议，抗议涉及到那个部门，哪个部门官员要到场听取，这不就往民主走了一步，而且社会不会乱。通过大连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公民意识觉醒之后，理性非常强，诉求非常明确，非常文明，不会给国家带来动乱。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写得很好：维稳的一个前提是维权。维权才能维稳。所以通过这一事件，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不要恐惧，不一定你顺应了民心，社会就会动乱。
法国有个叫八九街的网站，有个学者在上面写文章说，当局关闭信息的水龙头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进入了一个网络时代，没有组织，没有策划，也没有领导人。你要加罪名，加给谁呢？加都加不上。所以网络传播非常迅速，那么，与时俱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要跟上形势的发展，顺应民心。大连维权事件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和逐渐地形成，公民社会的理念已经深入骨髓，这个趋势无法阻挡。大连本来是一个民心最顺从、忍耐精神最强的一个地方，它都觉醒了，你想想其它的地方。中国社会真是处于一种焦躁不安的动荡时代，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谁将被老百姓管到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