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赵紫阳和中国的非共产主义政治转型

赵紫阳和中国的非共产主义政治转型[1]

吴国光

在总结本书时，本章试图对赵紫阳的政治遗产做出撮要，并进一步讨论这些遗产对于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意涵，特别是其对于中国在不远的过去和可预见的将来所展开的非共产主义政治转型的含义。[2] 本章认为，由于赵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消失，也同时由于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共产主义世界所发生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统治精英的政治心态，都发生了从后毛时代转向后改革时代的巨大变化。[3] 这极大地减少了自上而下地展开改革以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来重构中国政治制度的可能性。相反，统治精英内部取得了新的共识，这就是以威权主义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形成某种机制以便能够用实现经济增长来换取政治合法性，同时通过对于政治和经济市场的一党垄断，使这一统治阶级的每个成员获得并增加利益。赵紫阳的改革遗产，本来为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共领导层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而且，对于那些期望尽量减低中国政治转型的代价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一种选择，那就是将中国渐进地带入民主的未来。但是，现实已经表明，这种可能早就被中共领导层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与那种流行的、基于“现代化理论”的假定而认为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民主的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乐观估计和展望不同，[4] 本篇结论强调，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的经济繁荣，已经有效地切断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本来可能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是混合的，有时也有自相矛盾，其中因此既包含了改革的战略，就像八十年代在他领导下所曾经实践的那样；也蕴藏着政权更替的潜能，后者集中体现在赵紫阳对于天安门示威者的支持上。在本文看来，后天安门时代的政治，将赵紫阳遗产中的有关改革的部分边缘化了，但却强化了赵紫阳的政治遗产与那种自下而上要求民主变革的诉求之间的相关性。

这一论点强调“代价”，即：后天安门时代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相结合所取得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是有重大代价的；这个代价由那些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所承担；他们在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机会缺乏、福利缺乏、乃至健康和生命的缺乏中受难。因此，在中国，尖锐的社会对抗，已经代替了曾有的社会共识，也代替了曾经一度为后毛时代的改革提供了动力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5]——在这种合作与改革中赵紫阳曾经起过领导作用。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中国看起来正在进入历史循环的另一个周期：从变得富裕、强大、追求普世化，到社会动乱、经济悬殊、和政治排外。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所有的东西都在两极分化：从物质财富到日常自由，从对于现实的相互矛盾的评估到对于未来的相互冲突的愿景。这种两极分化涉及各个社会阶层并支配了整个中国。无论对于中国的崛起是不是抱持乐观看法，没有人（包括现政权的领导人）会认为这种两极分化对这个民族和这个世界是一件好事。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减少这种危险？如何将中国带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政治事务的未来？虽然某些作者在某些地方有某些保留，但本书作者集体地推荐赵紫阳的遗产。不应奇怪的是，当要求政治变化的社会压力不断增加时，赵紫阳的理念将会在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中重新赢得认同。这会表现为几种相互矛盾而又相互关联的方式。对于在统治精英中再次出现的那些改革者们来说，赵紫阳关于政治转型的温和态度和渐进策略，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们后面会谈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下的后天安门时代，现有统治精英中重新出现改革者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很稀薄了。另一种图景是，赵紫阳（尽管他强调转型的阶段性）对现有政治体制要求根本变化的信念，可以给那些主要是自下而上推动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人们提供激励。同时，赵对在不安宁的政治转型期要保持公共管治的质量和能力的强调，也会给后转型期的政治家们提供有用的资源，让这些或者是从民主革命中涌现出来或者是从现有政权中分裂出来的希望激进变化的政治家们从中得到政策启示和政治创议——这将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长期影响。

后毛时代非共产主义转型中的赵紫阳：贡献和矛盾

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的资深中国政治家，赵紫阳的主要政治生涯是沿着从共产主义革命的省级领导人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改革设计师这样一条道路展开的，最后终结于因为同情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迫失去中国名义上的最高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6] 此后他在软禁中生活了十六年，直到二零零五年去世。他的葬礼让焦虑地随时准备扑灭任何可能引发公众抗议的星火的中共当局高度紧张。不过，本书的聚焦点，在于赵紫阳政治生涯的晚期，也就是他在一九八零年代成为中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后的岁月，特别是关注那些把他与中国的非共产主义转型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和政策。这本书的内容，包括讨论赵紫阳经济改革的多种政治延展意涵，赵紫阳所建议的政治改革计划，赵紫阳在天安门事件中与他的中共同志们的分裂，赵紫阳晚年对中国转型的思考，以及在这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赵紫阳政治活动的多个方面。赵紫阳的遗产是多方面的，不过本书仅仅集中讨论政治方面。由于中共当局试图将赵紫阳从中国历史中抹去，因而也不可能得到被研究者本人的有关的系统和明确的陈述，要研究他的政治遗产并不容易。[7] 评估赵紫阳政治遗产的资料来源是不同而分散的，并且难以得到；而且，这些资料包括在他名下的政府和官方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往往是政治妥协多于个人思考的产物。[8] 除了上述干扰因素以外，自相矛盾也是存在的，从赵紫阳的多姿多彩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种种想法、政策和实践中也可以观察到多种内在的紧张。尽管有这些困难，本书前面各章关于赵紫阳的遗产及其对于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性的发现、解释和评估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都显示了赵紫阳在中国向未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赵紫阳是发动后毛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并将市场机制引入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赵紫阳贡献良多的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不仅奠定了中国持续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正如周晓（Kate Xiao Zhou）在本书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启动了后毛时代非共产主义转型这一历史过程的农村改革，本质上是一系列政治事件，是一场解放了中国农民的基层自由化运动，而赵紫阳对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意思的是，赵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乃在于像赵这样的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和那些在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下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而奋争的普通公民，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这样，就在精英和群众之间的良性协作关系下，向着推动国家朝进步的和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治理这样一个方向，取得了一次制度性的突破。

这就是说，赵紫阳时代的改革政治为改革政权和公民大众之间的社会契约所约束，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一个至少部分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程晓农在第九章中的归纳，那个时代的改革政治的特征，就是在精英和民众之间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有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一点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八零年代的经济改革在遭遇巨大困难的同时，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用程晓农的话来说，赵紫阳那时不得不放弃一些理想的政策，而在压力下不情愿地决定采纳某些具有很大负面经济效果的举措。这是因为赵“不得不平衡各种社会组别的利益”，他尽了最大努力但却只能在这种社会契约的框架内运作——程晓农称当时那种社会契约为“喂饭和顺从”。从这个角度来看，赵的经济改革背后的原则，既不是专务取悦大众的（populist），也不是新权威主义的 [9] ——专务取悦大众的政策不会用牺牲大众的物质利益和社会保障来触怒他们，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用铁拳来击碎人们对于改革的抵抗。赵的经济改革原则，更多的是把引入市场机制和对于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的关切相结合，如果社会主义可以从物质利益的层面来说定义为注重社会福利，从价值观来说定义为注重社会正义，以及从政策共识的形成来说定义为社会压力的有效性的话。[10]

正如许多人从一九八零年代的改革政治中所观察到的（比如，鲍姆在本书第七章，以及此下所引各章），赵紫阳还被他与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共元老之间一个共同默认的“政治合同”所约束。林培瑞（Perry Link）在本书第六章提出一个很有深意的问题，那就是邓为什么在改革中使用“前台人物”；林培瑞并且判断，人们如果能够体会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完全理解赵的困境”。好像是回答林培瑞的问题，程晓农在第九章提供了一个例子：当邓自己动议的价格改革引起麻烦的时候，邓转过头来去削弱赵紫阳的声誉和权威。在中共十三大上已经决定邓小平退休之后，那个臭名昭著的决议仍然赋予邓最终决策的权力，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赵紫阳所受到的来自邓等人的牵制。当天安门抗议成为与邓及其他中共元老们的对抗的时候，这种牵制最终将赵毁灭在他们的手中。

自农村改革开始，直到改革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死亡，内在的紧张或矛盾明显地体现在赵紫阳改革的两个方面之间。这就是：赵紫阳的改革，一面体现为具有前瞻性的对于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推动，而另外一面则是对于社会共识的照应，是照顾各种社会组别之间的平衡，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残留好处的关切。在毛的那一套做法以极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玷污了社会主义之后，引入虽然有限但甚为基本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进入中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且卓有成效地减轻了毛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麻烦——这些麻烦包括消费品的匮乏，也包括普通公民对于共产党干部的人身依赖。[11] 但是，在党政干部和一般大众之中，特别是在城市居民当中，对于市场化的抵制也同样很强。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主要在干部之中存在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另一部分，就像程晓农所论证的那样，是因为为了政权的合法性，在改革的最初数年内，毛式的社会福利安排一时盛行。无论如何，这就使得经济改革的种种努力看起来好像是反社会主义的；而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最大贡献的赵紫阳，以及他的改革同僚们，也就被错误地涂抹为“资本主义者”了。这种形象缺少那种政治理解力以区分赵紫阳这些人和后天安门时代的领导人，而后者信奉中共垄断政治权力下的市场经济，并鼓吹把资本家纳入党内。

然而，他们之间的区别确实存在。这不仅存在于他们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改革和民主的不同态度上，而且存在于他们对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实践的目的的不同理解上。正如刘嘉波在本书第四章中的新鲜发现所展示的，赵紫阳强调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其中是蕴涵着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意义的。“精神文明”这个术语作为中共官方在一九八零年代上半期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词，逐渐地发展到涵盖了一套广泛的想法和承诺，这包括科学、文化、教育、道德、信仰、原则、理想、社会互动和民主改革。赵紫阳对于信息时代的公民社会的阐述是具有先锋意义的。

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对于如何克服经济改革所遇到的障碍，出现了两种战略选择。一种是所谓“‘新权威主义”，这包括曾经是胡耀邦领导层、后来也成为赵紫阳领导层的智囊人员的吴稼祥的版本，也包括生活在香港、芝加哥大学所训练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版本。张五常在一九八八年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赵紫阳会过面，两人都对赵紫阳的“清晰和真诚”（这是傅里德曼的用词）印象非常深刻。[12] 张五常期望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强人出现，他能用铁拳般的行动粉碎官僚和社会的抵抗来实现市场化的历史任务。[13] 虽然张和吴都选择赵紫阳作为他们理想中的强人的候选人，但是，并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可以证实赵接受了这样的想法。[14]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们将赵的政策理解为新权威主义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本书中，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 本书第七章）和查尔斯博顿（Charles Burton, 第八章）就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对赵的政策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新权威主义的解读，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看作一种为他个人和这个威权主义政权获得足够权力所做的努力，并进一步使用这种权力来实施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不过，鲍姆用“软权威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赵紫阳的改革，是不属于这种思路的，这个我们下面将会讨论。新权威主义所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赵紫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所做的事情。在博顿的眼里，这些领导人正是继续了赵的改革项目。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在实行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主义。

可是，这样的评价不能解释一系列历史事实。它既不能阐明为什么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与中共领导层决裂，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现政权在赵紫阳去世之后仍然那样害怕赵的影响力。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还不妨简单地归于赵紫阳与邓小平或李鹏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么，在二零零五年，胡锦涛领导层岂不是可以借助赵紫阳的葬礼这样一个好机会，来表示他们对赵的尊重，从而在没有政治异议的情况下从这位老改革家那里借支自己的合法性？事实上，除博顿之外的本书所有作者都同意，在赵紫阳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绝不仅仅是共产党同志之间或政治家同侪之间的权力政治；他们也都认为，要理解这些事态，从各种理由来看，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计划都是最为值得研究的。

资深中国专家鲍姆在本书第七章中发掘了赵紫阳政治改革政策中的制度性优点——鲍姆把这个东西称为“软权威主义”。他宣称，勾勒了赵紫阳政治改革基本思路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是一篇“转型宣言”，也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尽管这份文件可能并不具备显而易见的革命性”。鲍姆熟悉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他充分认识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也完全明白，比如解除胡耀邦的职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这些事件，是如何迫使赵紫阳在作出政治改革计划的时候不可能具有充裕的回旋余地的。与伯顿相反，鲍姆认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恰恰是具有威权主义偏好的中国在今天的一条不同出路。根据他的解读，赵紫阳这些政治改革项目的实质，在于把现有政治制度尝试改造成为所谓“软权威主义的”，而这是走向民主化的一个必经的过渡性阶段。这就不是像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后天安门时代所做的那样，所谓新权威主义只是为了用来完成市场化。

要推动中国后毛时代的转型，赵紫阳那时的另一个战略选择，是转向从下面兴起的各种政治力量。这也是本书其他许多作者在研究一九八零年代后半期赵紫阳的政治抉择时所发现的。程晓农指出了为什么这种选择可以使改革者摆脱政治困境；王红缨（本书第二章）强调赵紫阳在引入系统的政治改革时所具有的远见；还有我本人的研究（本书第三章）则发现，民主与法治是赵紫阳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思想的两个基本支点。关于政治改革的这些内容，我们将会在下一部分讨论。总的来说，这些解读都突出了一点，那就是：赵紫阳努力启动这些有限的政治改革，目的乃在于扩大公民权利和公共参与，以加速现代化进程并保持现代化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选择；根据上述作者们的观点，赵在中国也在尝试采取同样的做法。

然而，无论学者们将赵紫阳的选择解读为新权威主义还是自由民主改革，赵紫阳总归失败了。就实施新权威主义战略而言，就像后天安门时代、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所已经显示的那样，邓小平，甚至在较低程度上的朱熔基，都明显比赵更适合去这样完成中国的市场化。同样，正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所展示的，赵也没有能够实施他的自由化的政治改革计划，即使群众支持这种改革的热情一度达到顶点。然而，失败并不意味着赵紫阳没有给中国政治留下烙印。他确实留下了制度上、理念上、和政治上的改革遗产。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制度的和理念的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改革尝试是短命的，实质上流产了。但是，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认真地、深思熟虑地、系统地要把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改造为开放、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变革。本书多数作者认为，这次尝试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留下了烙印和影响。尽管大家对这些烙印和影响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作者们都强调了至少两个方面：制度上的——在这方面，赵紫阳把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做法引入了中国的政治权力安排，并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围绕这个框架不同的政治发展思路展开斗争；观念上的——这方面的影响，帮助形成了后赵时代的中国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在展开政治讨论时的言说思路(discourse)。

正如本书许多作者所强调的（王在第二章，吴在第三章，鲍姆在第七章，林在第十章），赵紫阳对于中国政治的制度创新当中，最突出的东西就是有关党政分开的尝试。这是一个将中国政治权力理性化的重要步骤，并具有促使中国政治体制进一步朝着自由和民主方向改变的潜能。我们知道，毛式的列宁主义政党在它所统治的社会中结构性地无处不在，其统治的方式是全权的，而这种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本质虽然方便进行革命性的动员，但却甚至连国家官僚行使正常的经济建设功也会受到它的阻碍。[15] 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层当时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些思路很不相同的领导人们，从赵紫阳这样的改革家到彭真那样的保守分子，大家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就是要按照邓小平的建议实行党政分开。但是，对这些领导人来说， “党政分开”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含意。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汉字中的“政”字意义模糊，从狭义到广义这个词可以是行政，也可以是政府，还可以是国家。当邓小平强调党和行政的分开以改善经济管理和增加行政效率时，[16] 赵紫阳在“党政分开”这个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将党和国家机器分开，这些国家机器包括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关，此外还要把党和包括工会与学生会在内的社会团体分开（见吴的第三章） 。沿着这个方向，赵紫阳走得很远，以至走到了同情那种要将党和军队分开的想法，也就是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林和立在第十章指出了这一点，并强调，这意味着中国的武装力量将不再是“党军”，而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并且受立法和其他国家机关审查的国防部队。

赵紫阳的确将党政分开的原则应用到了一系列改造现有制度的改革举措之中。在基层，在所谓“工作单位“里，这些举措降低了之前皇帝一般的党委书记的地位和权力，使之仅仅担负“政治领导”的责任，从而让企业经理、大学校长、医院院长、和其他社会和经济实体中相应的负责人员具备一定的自主权力（见王、吴、林各章） 。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跟政府机关在机构上平行但负责领导政府机关的党组织，不是被取消就是被降级了，执政党的管治责任也同样从“全面领导”被窄化为“政治领导”。而所谓政治领导，在这里被定义为两项主要功能：建议有关国家管理的基本指导方针，并提名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跟民主国家中非列宁式的执政党的功能已经没有太多的不同。

这些改革自然减少了共产党的权力，这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来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当然，就像林和立所说的，赵紫阳“必须考虑那些党的专职官员们的意见和感受”，不得不使用一些修辞手法，以便这些举措能够得到党所给予的“正当考虑”。在党的权力收缩的同时，其他组织获得了更多的功能，这就创造了制度性的空间让公民社会得以发育，使理性化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可以展开。[17] 首先，这种改革给公民个体的活动打开并扩大了空间，而更重要的是，也给自主和半独立的社会组织打开和扩大了空间；这些组织因此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产生成果，从而可以帮助这个民族应对那些诸如贫穷和为威权主义下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紧迫问题。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许多人看到了良好公共治理和政治民主化的希望；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起源，必须追溯到赵紫阳的相对自由的政策，特别是他呼吁社会自治的政治改革计划（见王、吴两章） 。根据林和立的看法，在赵紫阳的管治实践中，“党总书记所表现出来的对公民社会群体的宽容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党政分开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基本上被终止了（我们会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个问题），而且那些后天安门时代的领导人千方百计要加强党的支配地位，但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在市场化和社会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要完全恢复党指挥一切的那种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千疮百孔的那套由党来控制一切的制度，自八十年代起不断地继续破败下去，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为自我组织的公民社会构建所替代。换句话说，当一九八零年代的经济改革开始在中国创造出后毛时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时，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并将之制度化，而这一趋势又在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党政分开对国家建设同样起到了杠杆作用——不过，这里的国家建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以权力集中为特点的国家建设。相反，它推动国家权力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向着实施法治和扩大公民参与的长远方向发展。此前的那种权力集中到党的安排，不仅处处干涉国家行政，而且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立法和司法机关履行哪怕最起码的职责，使得中国的国家机构既在公共管治方面效率低下，又在代表民众利益方面完全无能。比如说，尽管后毛时代的领导层开始强调法律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但是，党委会及其领导人对于法律事务的干预，使得法治完全变成了一句空话。要空话，还是要改革？这是一个长期阻碍中国真正进步的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赵紫阳选择了瞄准那些以实现共产党对于法律事务的“领导”的相关机构为改革目标（见吴、鲍姆、林各章） 。他还计划给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一些有限的个人自主权去决定自己如何投票，这样就让人民代表大会向着成为具有自主意愿的立法机关迈进了一点，而不是只停留在作为共产党领导层的橡皮图章上。[18]

正如本书许多作者（鲍姆、林、 吴）所注意到的，党的政法委员会的废除削弱了党委会的权力，在此之前这种权力可以在一级或者几级法律事务上做出最终决定，而法官和检察官不得不跟随这种决定。因此，政法委的废除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放松了党对司法权的控制，这是朝着国家具有独立的法律机构这样一种未来迈出的不大但决极为重要的一步。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进一步指出，赵紫阳是最先看到“党监督自己”无效的领导人之一。跟盛行的那种认为加强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可以有效地反对腐败的观念相反，赵紫阳仿效著名的香港廉政公署，致力于把中纪委这个秘密的、无从监督的高级干部团体改造为一个可能具备独立性的腐败调查机关。林和立总结说：“毫无疑问，赵紫阳和他的同事们完全赞成削减党在立法和司法事务中的影响这样一种观念”。

人事制度的改革是赵紫阳努力推动中共政府现代化的另一个主要方面。王红缨和鲍姆在各自的研究中都看到，赵紫阳呼吁对苏联式的干部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并代之以一种具有非个人化、专业化的干部招募和评价系统的国家公务员制度。鲍姆认为，这个广泛而彻底的改革如果能够完全实施，将会“终结中共传统上对于政府人事及其晋升程序的垄断性控制”。

当公民社会和国家权力都被设想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如何形成能够使社会的要求影响到国家行为的联结渠道，就进入了八十年代赵紫阳政治制度改革的视野。这就是说，提高政策制定的政治透明度，扩展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就被包括到赵紫阳向中共十三大所建议的改革举措以及在那前后的改革实践之中了（见吴、鲍姆、林各章） 。鲍姆指出，赵含蓄地拒绝了那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统一的公众意见”的常见观念，认为政府应该认真聆听和考虑公民的不同的声音和利益。林和立引用了赵紫阳关于“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的说法，突出了赵对于“提高领导机关的公开程度”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强调。根据林（还有吴）的研究，赵提倡“增加党务、政务、和财务的公开化”。据林和立说，在某个时候，赵紫阳的主要政策顾问之一、作为激进改革者的鲍彤，甚至曾经建议，可以用某种形式的全民公投，来决定那些对整个社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

从王红缨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沿着这条思路，赵紫阳不顾问题的高度敏感，采取了行动以给予大众媒体更大的自由去表达公众意见并监督政府。这牵涉到减少党对媒体的渗透，而媒体在传统上被看作党的“喉舌”。在一九八九年，当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些党的最重要的宣传机关的编辑记者们也加入到学生队伍要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时，赵紫阳和他的改革者同事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新闻自由原则的支持，并且告诉中宣部的官员们，新闻自由是中国改革的焦点之一。

选举是联接社会要求与国家行动并且让前者制约后者的主要制度之一。相应地，把形式化的、仅具仪式意义的选举，变成竞争性（哪怕仅仅是有限的竞争性）的、从而是政治上起作用的选举，就成为赵紫阳政治改革的一项主要的制度革新，这也是赵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贡献之一（见吴、林各章）。依照林和立的看法，赵强调了保障公正选举的重要性，以便实现“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神圣原则。吴和林都记录了赵是如何在选举中引入、实现差额选举并将之制度化的，这就给了民众以真正的选择权力——所谓差额选举，就是候选人的人数多于应选职位，这跟之前实行的等额选举是不同的。

赵紫阳还给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政治留下了理念上的遗产。其中之一，也是一项能够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仍然幸存的理念，是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将这个目标设定为“民主”。不过，后天安门时代的领导层以另外的方式定义了“民主”，那种“民主”是和赵紫阳所定义的民主、也和人类当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是有很大距离的（见吴的一章） 。可是，“民主”这个词毕竟还是不能省略的，这也增加了理解中国政治实践的复杂性。我们会在本章结语之前的那一节中讨论这些复杂性。另外，尽管近年来政治改革的动能已经消退，但政治改革的认受性还依然存在。因此，不管那些后天安门时代的领导层在那里如何不断地重复说他们正在实行政治改革，对赵紫阳政治改革措施的认真研究，常常会给关注中国政治的人以启发来看清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方向。比如，即使当今领导人公开拒绝竞争性的民主，但在赵紫阳任内引入并推动的有限竞争性的选举至今仍然无法被否决。当然，他们会想出各种对策来扭曲这一选举机制，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一节中讨论。

正如吴在第三章中讲过的，“民主”和“政治改革”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用很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而赵紫阳也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了所谓“民主”和“政治改革”对中国应该是什么含意。本书其他一些作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理解赵紫阳的改革实践和后赵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说，鲍姆正确地指出，“赵援引文革动乱的记忆来支持他限制公共政治参与和自由表达的论点”。同样，在另外的场合，赵也多次借助文革的反面例子来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和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吴的一章）。总而言之，赵紫阳不避讳对于文革的反省。[19] 可是，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后天安门中国政治中所看到的，已经从官方言论中剔除：尽管现在的政权仍然说他们在搞“政治改革”，但任何对文革的历史回顾都成为政治禁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毛主义的文革灾难的批判性反思在当代中国思想中已经消失。为了替中国的政治转型寻找历史教训，国内和海外的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继续着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

一个相似的参考依据是关于如何评价中国传统和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时间点。林培瑞在第六章中回忆到，在中共十三大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作为党的总书记什么是他的首要任务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说：“政治改革”。鲍姆也指出，在一九八七年，赵已经将政治改革当作一个“紧迫任务”，他相信“现在是时候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全党的日程上来了”。赵认为，中国的封建传统产生了过度集权和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表明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应该是消除这些障碍而实行明智的管治。赵关于政治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和政治改革必须反对封建主义的这两种判断，都被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共政权所抛弃了，但由天安门运动所孕育的国内和海外的异见运动都仍然坚持这些看法。

后天安门时代的延续、歪曲和逆转：江、胡治下的政治改革

            本书多数作者都同意林和立的评价：“虽然赵紫阳的团体没有意向要跃进式地采用西方的政府模式，但这些干部至少想要一个相对公开的政府，就是那种与后来很快就在苏联实施的公开化相类似的东西”。在林看来，赵和他的助手们所展望的，是一种“脱离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意识和制度的激进开端，而这种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意识和制度曾经是自一九五零年代以来就压在中国现代化的脖颈上的巨石”。本书的作者们也发现，在赵的这些遗产和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政治之间出现了断裂；在后天安门的中国，对政治改革的歪曲和逆转完全压倒了仅有的对于某些来自赵紫阳的总体判断和政策措施非常微小的继承。这一断裂，对于理解那时以来的政治发展，也对理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发生的政治发展，都具有关键意义。

当然，博顿在第八章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过，博顿的意思是混乱的，因为他从两个相互矛盾的角度强调了从赵紫阳到后天安门时代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的连续性。一方面，博顿发现江泽民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曾经试图探讨是不是进行所谓“全面政治改革”，也在胡锦涛的顾问郑必坚谈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时并不引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事情中发现了“值得注意”的深意。这好像在说，后天安门政治在非共产主义的政治转型中取得了新的进步。但是，通过他的分析，博顿强调的却是，“没有任何客观上可供验证的迹象表明赵紫阳之后的中国在向自由民主方向移动”，而赵应该对此负责。对博顿来说，尽管赵在一九八九年已经被赶出了领导层，中国政治在那之后还是赵紫阳主义的；他认为，当江和胡作为统治者表现不佳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赵紫阳的好学生——他在这里没有提到赵紫阳为他们所关押。

本书其他作者相互之间不一致的地方，则仅仅在于有关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政治改革的断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周晓（第五章）虽然也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时代，但她强调经济市场化所具有的自由政治含意。王红缨（第二章）同样对赵紫阳的持续影响抱乐观的看法；她也发现，赵紫阳的那种以能力为主而不是以对党忠诚为原则的改革，就建立现代公务员系统这个案例来说，在一九八九年之后还在继续实施。但是，正如她自己所指出的，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政治公务员和专业公务员之间的区别已经被取消了”，而对党忠诚这一原则又“逐渐地回到有关的中国标准之中”。总的来说，王强调，赵紫阳的改革想法还可以在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之中找到回响，而这样的讨论不一定是党和国家支持的；这种讨论经常受到政治当局的限制，而且不得不时时考虑国家领导人的意向。根据王的观察，党政分开的远见或多或少已经消失，但它所强调的权力要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却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并且促进了中共政府系统中一些重要的改革，包括赋予人大更多权力和增强司法独立。对于媒体自由，王的评价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赵紫阳提议的媒体监督作为官方政策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但他的有关新闻自由的远见却被回避了。”她还补充说，新闻自由这一概念近来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重新获得地位，甚至可以说已经通过媒体市场化和改革者的理想主义奋斗而部分地实现了。

跟周晓和王红缨的乐观看法不同，鲍姆（第七章）发现，一九八九年之后，“赵紫阳有关政治改革的创议已经流产”，“共产党保守派采取行动加强了列宁主义极权专制的那些传统制度和象征”。苏联的崩溃警醒了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现在“一心一意、不惜任何代价要保住政治权力”。根据鲍姆的看法，“事实证明，在江泽民整个任内”，确保政治权力“已经成为导致政治僵化和停滞的强有力力量”；而江的继任者胡锦涛，更呼吁对立法过程实行党的更为严格的控制，增加党的官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融合，并且进一步加强党对不同利益表达活动的掌控。所有这些，鲍姆说，都“直接地跟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的关键改革动议背道而驰”。

林和立在第十章中表达了与鲍姆一致的看法。他观察到，“六四镇压以后，政治自由化已经几乎全部被放弃”；他并且强调，“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他同意博顿所说的政治改革的机会已经失去，但不同意博顿关于错失机会的原因的分析——博顿认为，错失机会的原因，是由于赵紫阳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按照林和立的看法，在天安门开枪之后，赵紫阳政治改革的多数内容都被后天安门领导层“以报仇的心态实行了倒退”。这个帝国反击了，“江泽民和他的同伴不但冻结了政治自由化，而且要对一系列倒退负责“。林和立还说，那种抱有希望认为胡锦涛领导下的第四代领导层会重新启动政治改革，“迄今为止已经证明是完全错了”。同样，在国际的、历史的观照下，林也发现，面对柏林墙的倒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整个苏联集团的解体，以邓小平为首的后天安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共产党权力至上的、传统教义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如果我们将政治改革大体上区分为两个根本不同但互不排斥的领域，对有关后天安门政治发展的不连续性的这些非常不同的解读, 可能就并不是那样相互矛盾了。这两个领域是：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前一种改革聚焦公共权力，包括权力的来源、分配和运作，而后一种改革关心的则是如何在公共权力的范畴内把事情搞定。根据原国家经济政策智囊程晓农在本书第九章的分析，在天安门镇压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在这段时间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政策也遭到批判，政治原教旨主义一时流行，但随着邓小平的所谓“南巡”，这个政权又重新启动经济现代化，以便能够维持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援引程的话来说，中共政权“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批评转移到了赚钱上来”，同时这个政权也需要将其管治方式现代化以适应中共现在采纳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如鲍姆所注意到的，“增强执政能力”的口号和项目，正标志着现政权进行这种适应的动力。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赵紫阳的某些改革举措存留了下来（正如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个案例所显示的），但这些措施却同时遭到篡改和歪曲，以除掉那些可能削弱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垄断的因素。

对赵紫阳那些旨在重新分配被党垄断的政治权力并实行有限多元化的改革举措，比如把党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分开的改革，这些改革的命运无疑是被终结。不仅如此，在九十年代还引入了相反的对策，来恢复和加强一度被削弱了的党在市场化的中国的各个单元中无处不在的领导。用林和立的话来说，党至高无上的原则不仅恢复了，而且党的权力在加大。党委书记在所有地方都重回第一把交椅，并且掌握全面的权力，包括在大学、在研究所、在医院和在商店里，甚至在国营企业。为此，后天安门时代的江泽民领导层专门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委会，那些领导和监视大中型国营企业经理的党委书记们即隶属于这个机构。现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是胡锦涛领导层的第三号人物，在这个机构成立的时候被任命为委员会的首任书记。随着党委书记们回到市场经济管理之中，官员的腐败迅猛增加到了猖獗的程度，以至在中国当前的公共生活中贪污腐败已经“正常化”，如果还不是合法化的话。

针对党政分开的一个最突出的反对对策，发生在法治领域。实现“法治”在口头上是后天安门时代领导层的一个重要目标，但在实践中他们的作为却正好相反。为了所谓的“法治”，领导层加强了党的政法委，赋予这个委员会全面监视国家各个层级的法院、检察院、警察、和律师协会的权力，通常并任命相应地区的最高警察头子作这个委员会的书记（见吴、林各章） 。这等于说，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法律系统和所谓司法改革的进行，都是由警察头领在负责。

当新的领导层无法简单地取消竞争性选举机制的时候，他们也想出了一系列巧妙的措施来操控这种选举。比如说，中共十三大引入了有限竞争的选举来选举中央委员会，而在此之后连续几次的全国党代会则发明了一系列的办法，包括在代表团内部实行预选等，来确保领导层对于选举结果的掌控。这类伎俩的目的，就是阉割选举的本质; 而为了公关需要和对合法性的操控等目的，仍然保留选举作为一种已经失去了灵魂的形式。

总的来说，在有关党的权力垄断的制度领域内，江泽民领导层和胡锦涛领导层有能力歪曲甚至逆转赵紫阳在一九八零年代引入的改革，但他们在社会领域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了。根据林和立的研究，非政府组织，包括那些半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现在也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乃至骚扰。然而，经济市场化的社会后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比政权的控制意愿，更为强有力地重塑了后天安门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天安门领导层，特别是江泽民领导层，非常急于推进经济市场化以支持其政权摇摇欲坠的合法性（见程的一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赵紫阳的经济改革甚至是社会改革的遗产能够存留下来，而在这同时赵紫阳绝大多数关于党政权力系统的改革政策和计划都被搁置或终止了。政治改革的这种不平衡的逆转，而不是当局的那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要推进社会自由化的意愿，进一步加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和对立，因为国家在经济上走向自由而在政治上则实行压制，而社会则在经济上有某种程度的反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反权威主义的。这种为后天安门政治逆转所造成的不断加剧的国家与社会对立，是理解近来和将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关键。

还有，后天安门的中国领导人，从赵紫阳的下台中，汲取了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有关他们自己的宦途生涯的政治教训。赵紫阳一夜之间从国家领导人变成一个失去自由的老人，这一教训，对后天安门的领导人来说，比全球共产主义崩溃还要切近。结果，他们不仅在制度层面推行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而且编造了所谓的“北京共识”来排除从上层发动政治转型的任何可能，并单一努力于促进经济繁荣。就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说，追求权力和职位，经常是压倒了行使领导和管治职能。用政治术语来说，这就是：维护稳定的偏执狂，粉碎了政府与社会协同行动以实行政治制度的结构性改造的所有机会。至此，政治改革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公关游戏，以便给仍在延续的威权主义政权抹上一点儿油彩，使它稍具吸引力——或者说，这就能够提供一些方便的借口，来吸引海内外那些想在中国的盛筵中分一杯羹的人。

面向未来的中国政治动势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这个变化比许多人迄今所认知到的要重要得多。这些人只强调天安门事件并没有打断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迈进，错误地假定经济市场化的自然结果必是一个自由社会。事实上，自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态特征跟赵紫阳时代已经大不相同。这些特征包括经济进步和政治衰败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现政权和普通公民之间不断增强的对立，以及现政权华丽的辞藻与其在政治改革上的不作为乃至政治镇压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因素一起，正在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一个根本的改变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自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开始的三十年来，一直都在困扰着中国领导人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和进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前的那十年，从处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来看，是以不断出现政治改革的冲动并时尔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为特点的，尽管这种尝试总是遇到困难。而后天安门时代的政治，除了说辞之外，已经失去了政治改革的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从天安门事件和全球共产主义崩溃中得到了教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鲍姆在第七章中所深刻地指出的，由于中共害怕那种引发一九八九年学生游行的民众情绪再次出现，后赵紫阳时代的中国领导层无限期地推延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当经济增长从一九九零年代初开始加速步伐时，中国强劲的、充满生机的市场经济和僵化的、不合时代的政治制度，严重地扩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使得中国的列宁主义政体在导致体系不稳定的那种冲击面前变得越来越脆弱。跟一九八零年代相比，特别是跟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共十三大前后相比，在江泽民和他的继承者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这二十年来所经历的是政治改革的倒退，而不是政治改革的进步。今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活力、越加多样化和具有很强的社会流动性，但是，引用鲍姆的话来说，“刚刚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多元化，在封闭的独裁式列宁主义的政治领域里没有反映出来”。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已经到了发展成为对抗的这样一个程度。根据周晓在第五章中的观察，赵紫阳对基层自由化的支持，证明和平的政权改造必须从下面开始，而领导层的态度也是这种制度转变出现的一个关键。然而，当天安门的民主运动被当局回答以军事镇压而不是改革整合的时候，支配了八零年代的中国政治转型的活力就在一九八九年失去了动能。赵紫阳要以人民的力量来支持他的政治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从此之后，正如本书多数作者都同意的，政治改革的讨论走向式微；也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所谓贯彻政治改革就仅仅成为空谈。正如林和立所认为的，极为需要的政治自由化被不断地、再三地拖延，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没有相应政治配套的市场化过程，用程晓农的话来说，就“被政治和经济精英所劫持，而让大多数的国民付出代价”。社会矛盾再次高涨，而这种不断加剧的社会紧张，反过来又被用来作为拖延和不能进行政治改革的借口。从那以后和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政治转型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公民们的改革要求，更不要说他们的改革创举，与现政权对稳定的偏执狂之间，对立取代了协作。这是天安门事件带给中国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变化。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打断这种政治走向，人们没有理由期望另外的选择能够浮现。

在中国的情况下，对威权主义的政治改革，必然意味着公民自由和公众参与的扩大。然而，国家与社会的对抗，吓坏了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共政权；他们从真正的制度改革中后撤，转而求助于玩弄政治改革的文字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此后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是那样苍白无力，特别是将这些讨论跟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勇气的远见相对比（见王的第二章）。本书的许多作者（比如，王，鲍姆）都强调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在某种方式上跟今天中国政治的关联，而这一点的另外一面也值得简略地探讨一下。这个另外一面就是，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共党国政权，对于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兴趣在不断减退，除了政治改革所具有的某些残留价值——这包括在政治改革的说辞下来加强党的管治能力，还有面向国际社会的公关考量。中国官方改革言论的空洞，也可以用我们上面讨论过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关系的变化来解释。这一关系，在赵紫阳的年代里，曾经占据了有关政治改革的争论的轴心。正如本书和其他证据所显示的，赵紫阳、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前的中国领导层在提出政治改革的时候，一个最为重大的考虑，就是他们在战略上认为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为经济自由化扫清障碍。然而，这个根本的动机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全面市场化了的中国，是一个已经持续经济繁荣几十年的中国。同样地，中国一度必须努力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是在把自己融合到人类的基本价值体系之中，并期望赢得国际上对其认真的政治改革的认可；而现在，中国的经济繁荣对全球的吸引力，已经取代了中国那种要说服世界认为中国是值得国际社会钦佩和尊重的努力。总的来看，就创造那种可以帮助克服官僚对经济自由化的抵抗、可以匹配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这一点来说，来自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和战略性压力，如果说尚未完全消失的话，那也已经大大地弱化了。同时，由于有了更多的国际信息来源（这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海归学生和其他文化交流），后天安门领导层拥有了更强的能力，来用全球通行的方式去谈论什么“良治”和“民主”等等——不过，这不过是进一步扩大了空洞的言谈和丑恶的现实之间的鸿沟，而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在贯彻推行。

这跟盛行的假定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盛行的假定认为，原本的国家计划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成功，必将给中国带来民主。中国的情况其实正好相反。通过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产生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恰恰给中国现政权提供了强大的武器来抵制根本的政治变化，因为它一度受到威胁的合法性现在得到了补救，已经足以支撑共产党对于政治权力的持续垄断。国内和国际的经济自由化，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刺激政治改革；相反，按照格拉赫（Mary Gallagher）的富有洞察力的论断，它帮助延迟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到来。[20]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政权将自己的威权主义维持得太好了——事实上比他们自己、也比他们的敌人所预期的要好得多，他们怎么会改弦易辙而冒政治改革的风险呢？

更进一步说，不利于政治改革的结构性因素在后天安门政治中已经形成，并为后天安门政权的权威主义经济发展的策略所持续加强。正如本书有些作者（例如，程在第九章，博顿在第八章）指出的那样，因为权力和资源被党国政权所垄断，中国市场化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是高度依赖于共产党政权的；通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方案，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正被吸纳进入统治精英的纽带之中。根据程晓农的说法，“权力的商品化”支配了新兴的中国市场体系，国家计划经济现在被一个由成千上万的个体党政官员所操控的市场所替代，而这些官员们无一不在寻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腐败到处蔓延，不但扭曲了市场竞争，而且毁掉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它还聚集了强大的阻力，抵抗对于现行政治安排的制度变革，因为目前这种权力安排正是他们的既得利益的靠山。这就是林和立所指出的：“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党的高层干部没有什么兴趣去（与民众）共享权力，因为重要的是那些动辄涉及数十亿元资金的商业机会和利润”。

            然而，这并不是说，政治转型的希望已经在天安门事件中破灭了；也不是说，赵紫阳留下的政治改革遗产跟中国的政治未来就完全无关了。就像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所讨论的那样，赵紫阳的遗产可以被多方面地应用来孕育改革或者革命，也可以应用到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治理之中。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景，我们这里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当危机出现并大到足以撼动后天安门时代的既有状态时，改革的机会就会重新浮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其高昂的代价已经给中华民族和人类世界都带来了麻烦。这些麻烦广泛而多样，从社会不公，社会福利的缺失，精神、道德原则的贫乏，到能源匮乏、环境恶化、和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和动荡不断上升。这个政权在后天安门时代的战略是：把关乎公共利益的政治问题，减低为仅仅是关于什么有利于精英联盟中的特定人群的特定利益这样的经济问题；而这个战略现在所制造的问题已经远远多于它的维持稳定的效能。没有人否认，胡锦涛领导下的党国政权正在努力对付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不去系统地改革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这些努力能有多大作用？对于农民的贫困化、对于干部的腐败、对于空气和水的污染，所有那些高调的所谓斗争，迄今并没有改变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政治发展的任何特点——比如说，既没有改变政治与经济的脱节，也没有降低社会与国家的对抗，甚至也没有减低这些问题本身不断恶化的速度。随着这些麻烦不断累积和扩展，它们或迟或早会达到那种引起或大或小的政治和管治危机的程度。现政权首先会尝试采取惯用的办法去应付危机；但是，如果危机超出了可以控制的范围，体制内的有些人也将不得不寻求另外的资源来实行激进的变革。而在这些所谓“另外的资源”中，赵紫阳的遗产占据显要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机会就会再次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鲍姆与林和立都向中国领导层推荐赵紫阳的遗产，为什么其他一些作者，比如王红缨，在赵紫阳的遗产中看到了“民主未来的种子”。 鲍姆虽然认识到,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官方有任何意愿重估——更不用说继承——赵紫阳的遗产”，但他坚称，“中共通往生存的道路，必须和必然要在赵紫阳一九八七年的改革蓝图中发现”。他认为，“如果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这个蓝图或某种跟赵紫阳蓝图相似的东西，所谓协商式的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在自己的‘死胡同’中找到平坦的出口”。鲍姆建议，沿着这一条路，“要逐步地赋予崛起的社会力量以权力，要接受政治竞争并使之合法化，要问责党的领导人，至少限度要使他们对法律负责，如果不是对全体选民负责的话”。同样地，林和立发现，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赵紫阳式的政治改革是必需的。他敦促中国领导层“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半列宁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全球化和真正、彻底地现代化的最后一块绊脚石”。林和立展望说，通过重拾政治改革，中国“可以免除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恐惧，因为目前中国这样的的崛起可能导致没有节制的民族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对他来说，“对赵紫阳贡献的重新审视显示，尽管现在进行政治改革要比赵紫阳这样的伟大改革家在位时还要艰难许多，但对北京来说，现在采取行动来打破常年政治停滞的僵局还不算太晚”。

            如果出现危机，公民革命反抗威权主义的机会也可能会到来。随着自上而下启动根本性政治改革的机会被不断拖延和错过，这种公民革命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增加。这种革命很可能是一次“颜色革命”，而不是比如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那样的传统风格的革命。更准确地说，它将是自下而上对于根本政治变革的追求，而所谓根本政治变革，可能包括政权更替和制度改变。如果人民运动发展到足够强大，现政权中的激进改革家也好，政治投机分子也好，也都将会加入到人民运动的浪潮之中。这种情形将会很容易地提醒现政权之中的改革派领导人或机会主义领导人：曾经存在过赵紫阳。这样，赵紫阳将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一面为革命的公民进行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提供激励，另一方面也能够同时提供具有认受性的主张，让人民革命跟政权中的温和派相互合作。

不管采用从内部改革的途径，还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途径，来实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政治转变，中国都会遇到深重的公共治理困境。这样的挑战，将会打响非共产主义政治转型的完成过程中最后一个、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会对转型期和后转型期的新政权管治这个巨大国家的能力形成极大的考验。在这个方面，赵紫阳的遗产也将会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因为赵的遗产将会提供对转型过程中各种议题的深刻理解和应对这些议题的政策创意。

结束语

很少有人像赵紫阳一样与中国驶离共产主义的全面转型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作为后毛时代中国共产主义开启转型的主要领导人，拒绝了推进政治转型的机遇，而选择了拥抱单轨经济市场化以支撑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多地是技术官僚而不是政治家，他们两个人的成就不外乎延续了邓小平的市场权威主义战略，而不是为中国推进全面转型打开任何新的途径。相比之下，赵紫阳对中国转型的重要价值和关联则是一以贯之的。他在领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设计和尽力贯彻中国的政治改革中据有领先地位，并在这些改革之中围绕人类进步而从公民创举和国际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尽管他有自己的局限，但是，由于他身上结合了历史远见和实干能力，也由于他对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尊严的坚持，赵紫阳在当代中国领导人中占据了鹤立鸡群的位置。

就推进中国驶离共产主义的转型而言，赵紫阳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漫长的旅程。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把这一旅程粗略地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改革的地方实验、全国经济改革、全国政治改革、天安门事件中的行动及后天安门时期对中国转型命运的反思。在本书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全国政治改革上，这个阶段和主题跟它之前和之后的其他两个阶段是有相互交叉的。这三个阶段各有相应的政治含义，即：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政治改革的计划本身、还有赵紫阳在天安门事件之中和之后的选择。它们历史地和概念地代表了赵紫阳与中国的非共产主义政治转型的三类联系：带有政治意涵的非政治方面的渐进改革，自内部进行的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对改造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和平革命的支持。尽管有证据表明他与旧政权有历史的和政治的联系，上述三种类型的变化清楚地展示了赵紫阳从一个新权威主义经济改革家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家的进步轨迹。

这也就形成了三类遗产，在后天安门政治中被对中国转型持有不同态度的人们分别继承了下来。权威主义经济改革在被阉割了其中的政治自由冲动之后，现在变成了中国当今政权的主宰性的指导原则。这样的改革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政治效应，被后天安门领导人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强制的、财政的和宣传的手段，实行了控制和压制。这看起来是赵紫阳经济方案的延续，但它跟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因为赵的经济改革是以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合奏为特征的市场化，而且释放并利用了市场化所能产生的正面的政治效应。没有认真的政治改革，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只能让普通公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并且造成无数的问题。

实际上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甚至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就被搁置，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又被歪曲和终止。在后天安门政治中，赵紫阳的政治失败使他在定义或辩护自己的政治遗产时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赵紫阳成为一个“无名之辈”，他的名字被从所有官方文件中省略或删除，这包括他代表中共政府在中英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协议上的签字。可悲的是，这一回归还是中共政府宣称的民族荣耀。关于记忆的政治，或者简单说对历史记忆的抹杀，就赵紫阳和八十年代政治自由化的努力这个例子来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让人无法有所参考而确定中国在哪里和中国是什么样子。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政治转型的官方言论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已经扩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人们在让人晕眩的对所谓的政治改革的宣传攻势下，根本不能掌握中国转型的实质。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仍在继续政治改革这样一个幻象在流行，而这既是对政治改革的概念的错误理解，也是对中国政治现实的错觉和误判。政治改革这一概念常常与现政权用来加强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而使用的那些政治措施相混淆，而现实则常常被简化为就是官方政策所宣称的那些东西。关于赵紫阳政治改革创举的回顾和研究，至少有助于厘清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轨迹。

只有开始恢复历史真实的努力，才可能让中国政治未来的其他选择成为可行。这些所谓其他选择包括：要么从内部继续赵紫阳的改革，要么像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那样，将信任和希望放在那些站立出来的普通人民身上——这些人民站立出来，要求自己作为共和国公民（而不是皇帝的奴隶）所应有的权利，要求自己作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共产党干部的臣民）所应有的尊严。中国的政治转型，自从它在毛这个皇帝死去之后一旦开端，就将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中国公民也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梦想自由，憧憬尊严，并渴望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

（中文译文首发于张博树主编，《赵紫阳的道路》，香港：晨钟书局，2011年6月第1版，页235-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