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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精神疾病与病源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着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

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坐着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噎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时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着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症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噎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后抬头用手一抿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著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为我噎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着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在什么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历。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谀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江青是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她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历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历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江青爱看电影,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为不错,她看了认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又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仍旧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恒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

后来我才了解江青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羨慕他的解脱。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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