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下简称「民族自治」)，到今天已经制定六十余年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但是，这个从未实行、徒有虚名的政策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机。近年来，一批包括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高官、政府智囊和高校学者，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论述，宣传他们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与主张。
一、争议的起源与论述
在今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头版头条上，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发表署名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建议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过去，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大都只在内部进行，除了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时期之外，少有公开的谈论。而这一次，拥有官方高级职务的朱维群却公开发表此文，因此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朱维群的这个发言可以视为中共高层政策思路的某种转变与试探，也预示着中共在民族事务上未来的政策走向。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说出「改变民族政策」这几个字，但任何人读他的文章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简要地概括朱维群的建议，就是下面四点：(一)在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二)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三)不搞「民族自治市」 ，(四)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西藏等少数民族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治权，这一直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朱维群的建议却意味着，中共当局不但不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反而准备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他们想要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取消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把各个少数民族统统归入所谓的「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否定西藏等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存在。对中共当局来说，没有了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就没有了自治权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思路不是朱维群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体现了中共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一群中国专业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从大中国强权的利益出发，自诩提出了民族理论「新思路」。他们要求中共当局修改民族政策，但中共尚不敢放弃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直到二○○八年西藏骚乱，中共当局感觉到「中华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考虑这些建议。
我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几位提出「新思路」的学者及其观点：
(一)二○○四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马戎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淡化民族意识，只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改称「族群」。
(二)二○○九年，中国知名自由派学者刘军宁，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加速恶化。刘军宁提出了「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的观点。
(三)二○一一年，被认为是 中共政府重要智库人物的胡鞍钢，和胡联合公开提出「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五十六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胡鞍钢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要加强国家认同，取消民族差别。
其他还有一些中国官方学者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和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长期以来，西藏等少数民族被中共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现在，中共更要剥夺少数民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即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称号及名义上的自治权。这群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学者，不论自称其论述为「新思路」、「新民族政策」，还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以「取消派」统称他们。我要着重指出他们在政策逻辑上所犯的一些谬误。
二、「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认知谬误
在纯粹逻辑层面，正确的政策必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第二是设定人民想要达到的目标;第三是设计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出来的路径必须能让既定的现实，依循客观的因果逻辑，逐步发展到预设目标。
我将从上述三项条件来说明「取消派」的民族政策建议所犯的谬误，并同时利用下图一来帮助说明。
图一上方标示着现实、目标与路径三要项，其下方标示逻辑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的现实是民族治理失败，导致民族问题丛生，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是民族自治。因此，唯有彻底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然而，「取消派」民族政策建议却犯了图中标示的四项谬误：现实认知的谬误、历史认知的谬误、法律认知的谬误、路径逻辑的谬误。
(一)现实认知的谬误
自二○○八年起，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相继爆发暴乱和抗议示威，其声势之大，时间间隔之短，前所未有。这些事件的发生，证明了中共民族治理失败的事实。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中共没有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导致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但「取消派」学者的认识却完全相反，他们将治理失败归咎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中共不应该学习「苏联模式」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比如，马戎认为，这些民族问题「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也让中国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朱维群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也持相同的论点。他们在苏联解体后担心中国分裂，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共学苏联，搞民族自治，助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
民族自治是否真的是苏联瓦解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很多复杂的原因造成苏联解体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多因一果」，这里暂且不论。现在我只从「取消派」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看成是学苏联模式这一点，去分析他们在认识上的谬误。
中国的民族政策绝对不是学习苏联模式的，我的理由有二：(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管理机关，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等等，那是一种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大都由当地民族人士领导，在其权力结构中，尤其在法院、军界以及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当中，俄罗斯族的代表性均不充分。
而在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如西藏、内蒙和新疆，都只是名义上的自治。中共建立的是汉族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完全不曾享有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的独立自主权。因此我认为，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不是因为仿效了苏联模式，而是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的结果。
(二)历史认知的谬误
「取消派」把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归因于苏联模式，为了改变这个现实，他们提出了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并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二○一一年十月，胡联合、胡鞍钢在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实践证明，『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而马戎早就提出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他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出路，就是学习美国和印度，强调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早已是一个被放弃的过时的模式。「大熔炉」(melting pot)这个词曾一度在美国风行。百年前的美国社会要求来自他国各民族(族裔)和文化群体放弃其民族(文化)特性，全面融入「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但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反对的声音。犹太裔的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熔炉、反同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他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真正的民主应该使人自由地保持族性，而不是消解人的族性。
从此，美国人不再提「大熔炉」，而以「百衲被」(patch work)一词替代。「百衲被」又叫「百家被」，是用多种不同色彩、不同形状的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薄被，它意味着包容异己、尊重差异、消解中心。
美国的多元文化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其中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成社团，就形成了族群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在美国，任何一个族裔都有自己的学校、教会、电台、电视、报纸、杂志等等，传播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国还有各种法律限制和约束政府，保障多种族权利，使政府在对待各民族的权益问题上不敢任性专断。
「取消派」主张取消中国的民族自治，想要拿「中华民族」这个虚构的概念来凝聚人心，是不会被少数民族承认的。如果他们真要学美国，就应该要求中共当局保障中国每个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用普世价值来凝聚各民族的人心。但是，胡鞍钢等「取消派」却很奇怪，他们抛弃美国社会最珍贵的价值内涵，闭口不谈美国「大熔炉」模式产生和被抛弃的历史，更不谈美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这个凝聚人心的关键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