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6日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华府人士担心政治人物是否能在这之后达成预算的协议，以避免“财政悬崖”的威胁。但他们同时担心，中共在8日召开的十八大之后，中国也会面临跟美国一样的财务窘境。
《金融时报》报导，前白宫官员、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李博沙(Ken Lieberthal)说:“中国和美国现在当面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他们不能针对过去的方式进行重大变革，他们将会面临真实的经济危险，”“在美国是财政危机，在中国则是需要重大的经济改造。”
长久以来，北京一直说他们需要转变中国的经济模式，由投资与出口导向转为消费与服务导向，中共总理温家宝更是多次提到要政改。然而，美国总是质疑中共的领导人能否推行这样的变革，过去一年来，华府这种对中共改革悲观的气氛更加弥漫。
在过去的中共领导人替换的过程中，观察家多关注于这些新领导人的履历与人格属性。但这一次，他们已转为关注这个被利益团体所把持的中共政治体系能否处理困难的问题。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认为:“这个问题不在于(中共的)新领导人能否引进改革，而在于他们能否设置那些改革。”他说，过去十年来国营企业的成功，已创造了一个该党不容易控制的“科学怪人”，“其独占地位已允许他们取得庞大的金融资产，然后用这些资产来安排其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一书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相信，过去三年来，中共出现了一个“该体系似乎不能带头启动的倒退期”。
他质疑，在面对国营企业、解放军、地方官员和政府官僚的反对下，中共下一代的领导人是否能引进一个重大的变革?他说:“这个体系已脆弱、硬化和萎缩，它已显示出典型王朝衰弱的迹象。”
在2009~2011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共的新领导人，他形容习近平“自满”、“自信”和“有魅力”，与胡锦涛的疏离和模糊有很大的不同，“习是一个务实者，他非常清楚如何在体系、解放军、太子党和党内做事。”
洪博培相信，习在接任的2~3年之后，将会面临设定政改议程的压力，“如果民众没有看到一个游戏规则被订定下来，反对的声浪和温度将会真的很快高涨。”
前中央情报局(CIA)中国问题分析师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说，“中共新领导当然会更国际化，但他们也会更有自信。”他警告，如果中共与日本尖阁诸岛(钓鱼岛)以及与南海的主权纷争持续激化，他们将面临一个早期的挑战，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显示“他们不是好对付的”给国内的民众看，因为“他们必须处于一个可以证明其公信力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