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索赔难

　　打拉亥上村的贾换小已经76岁，即使走平路也一瘸一拐，却成为近两三年从村里到镇里跑得最勤的人。

　　为了反映尾矿坝污染的情况，贾换小不断到镇里上访，除了与镇长产生矛盾，他未曾获得实质性结果。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建议他不要辱骂镇长，要一层一层地上访，最后告到北京。而他的现实难题，却是不知该怎么写上访材料。

　　村里人早已定下规矩来激励上访：只要谁能“跑回钱来”，就能享有10%的提成比例。前提是，村里并不负责上访的费用。规矩定下已经数年，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曾经有几次，村民们拿到了少许的补偿，靠的是与包钢的施工对抗。近年，每当包钢要对尾矿坝坝体进行一些施工作业时，村民们便聚集到坝上阻止其施工。包钢为了顺利施工，往往也会掏出一笔钱。

　　根据《关于顺利实施包钢尾矿坝工程及污染赔偿问题的会议纪要》（包府办纪字[1996]18号）的记录，包钢向哈业脑包乡打拉亥上、下村，卜尔汉图村、哈业脑包村共支付200万元，作为尾矿坝从建坝至当时对上述四个村污染的“全部”赔偿费用。

　　包头市上述纪要并且规定，“今后市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尾矿坝的经常性环境监测”。

　　2001年1月9日，包头市九院区政府再次调解决定，包钢一次性给予上述四村1996年以来经济损失补偿580万元，并责成包钢“应与哈业脑包乡进行深入研究，将上述四村6万亩因污染不能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进行联合开发”。

　　2003年，在一份包钢与哈业脑包乡的协议书中，包钢同意继续支付四村2001年-2003年补偿额195万元，并资助50万元帮助卜尔汉图村整体搬迁。包钢的条件是，此后不再解决卜尔汉图村的污染问题，并且，哈业脑包村民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阻拦尾矿坝施工。

　　2007年，为彻底解决包钢尾矿坝引发的一系列污染和纠纷，包头市政府与包钢就合作出资5亿元，规划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实施“搬迁五村”计划，即对尾矿坝周边新光一、三、八村及打拉亥上、下村五个村1950户、4980人实施整体搬迁。

　　时至今日，在卜尔汉图村中心集镇，61栋6层住宅楼突兀地立于田间。据财新记者了解，早在2009年，这些新房就已经陆续竣工，但一直无人入住。村民们均向财新记者表示，不能保障生活来源，也没有满意的补偿协议，仅有盖好了却还不知质量是否过关的楼房，他们无法入住。

　　甚至有村民私下给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将投资的5亿元搬迁经费按人头平均分发到各村，每户人家也已可以在包头市区买到一套不错的商品房。

　　包头市昆都仑区常务副区长史文煜曾表示，2012年5月份将启动搬迁入住工作，当年年底预计70%的村民就能搬入新居。但2012年7月，新建的住房区内工作人员说：“一户都没入住。”2013年1月16日，村民告诉财新记者，“打拉亥村搬上去了不到20户”。

　　根据财新记者调查了解，同时期，东面的新光村并未获得相应赔偿。打拉亥村“游击式”的抗争比起东边的村子来算得上有些成效，不过这种极其短效的方案，让抗争陷入到无止境循环的僵局之中。

　　2007年，在再次发生的阻止包钢尾矿车间抬高尾矿坝坝体的施工冲突中，几个村民被拘留。一名老太太拉住自己的孙子不让对方抓走，拉扯过程中她被碰倒在地，最终死亡。最后的处理，再次以包钢的赔偿告一段落。

　　就在财新记者在当地调查的2012年7月中旬，由于要对尾矿坝及其周边进行防汛施工，村民们再次轮班聚集在坝边的工地内阻止施工。

　　这次施工的区域超出尾矿坝周边近百米，打拉亥上村村民们认为施工方在未经协商征地补偿费用的情况下，便准备开工。经过施工方与村委会的调解，后来施工继续进行。

　　有的村民也坚持“和平”地上访，但至今没有没有结果。多个村民向财新记者证实，包钢承诺的每人每年4000元生活补贴费也经常难以落实，“去年（指2011年）的还没发，今年（指2012年）的？想都别想”。

　　在政府框架内的申访越来越难，村民们面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任忠诚说，村民们对迟迟没有措施的政府表示无奈，对每年要来好几拨的记者更是“心冷了”。

　　在以上看似强力的抗争方式之外，法律手段却基本没有被村子里的污染受害者们使用过。

　　当财新记者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去法院起诉时，村里居民的答案竟然惊人地一致——“政府和法院，难道不是一块儿的？”

 

　　十余年来，阿维寨的村民蔡大爷一直饱受“风湿病”之苦。夜里，他时常会被疼醒。和本村其他“风湿病”患者一样，刚满60岁的蔡大爷的肩部、手臂、腰部、腿和膝盖等都有明显的疼痛症状。

　　阿维寨村坐落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妈姑镇深山中，蔡大爷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阿维寨。自家种植的土豆和玉米，一直是他的主食来源。科学研究证明，这些食物已被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数十年。

　　根据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李梅等人2007年的研究，阿维寨土豆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36微克，玉米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77微克，主要食物的平均含镉量水平更高达每克0.28微克。国家《食品镉含量卫生标准》的最高允许值仅为每克0.05微克。

　　蔡大爷告诉财新记者，他家目前种植土豆、玉米等作物的耕地，都曾是以前“土法炼锌”的焙烧场地。上世纪80年代，阿维寨兴起“土法炼锌”，仅在阿维寨下寨的两三百亩土地中，就有上百座焙烧炉。

　　财新记者了解到，仅在阿维寨，100余户村民的200余亩耕就几乎全被重金属污染。而在妈姑全镇，2.55万亩耕地中，仅直接作为炼锌场地和矿渣堆放地的就有1200多亩，虽然受其污染的耕地比例当地拒绝透露，但从土壤污染主要通过水流达成的逻辑，其规模显然不在少数。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学者岳佳等2009年在妈姑镇采集158个土壤样本，结果全部被重度污染，158个土壤样本平均镉含量为每千克12.4毫克，超过国家规定的三级土壤标准最高限值11倍之多。

沉疴难治

　　赫章县被誉为“贵州屋脊”，境内高山连亘，平均海拔近2000米。由于地形险峻、交通闭塞，赫章县多年来深陷贫困。

　　但赫章县境内蕴藏着33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储量大、品位高的有13种。其中煤的远景储量约40亿吨，铁矿石的远景储量4.05亿吨，占贵州省已探明储量的40%，铅锌矿储量居贵州之首，锗金属储量居亚洲第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开始将有色金属冶炼作为经济发展重心。

　　上世纪50年代“三线建设”启动之后，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中央政府开始在赫章县妈姑镇等地布局煤矿和铅锌矿等产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以“发展乡镇企业”为口号，大力倡导“土法炼锌”，到上世纪90年代，人口不到4万的妈姑镇，年产粗锌1.8万吨，产值高达4亿多元，妈姑镇成为赫章县的第一镇，成为毕节地区乃至贵州省发展乡镇企业的模范典型，而赫章县全县的粗锌产量也进入全国前五位，一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左右。

　　“土法炼锌”的马槽炉遍布妈姑全镇，326国道旁边的马槽炉到夜晚往往还在燃烧，被过往者称为“鬼火”。

　　有色金属冶炼和煤炭开采，成为妈姑经济的惟一支柱。与此同时，妈姑镇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阿维寨等“土法炼锌”点，终年浓烟蔽日，草木都被熏黑，桃树、梨树等果树也都不结果。因为土壤和草都受到污染，许多小牲畜和家禽都出现瘫软症状，农民连牲口也不敢喂。在冶炼场地邻近地区，树木的根系整个烂掉。冶炼的炉烟也让人嗓子痒痛难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下令对“土法炼锌”企业进行改良或关闭。赫章县从1996年开始取缔“土法炼锌”，然而这一过程却屡经曲折反复。仅在2003年一年，受国内外锌、铁价格大幅上扬的影响，赫章县马槽炉、焙烧炉、六角炉等炼锌炉迅速恢复到3000多个。利益的驱使使“土法炼锌”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把炼锌炉搬到自己家中继续炼锌。直至2006年，赫章“土法炼锌”和土焦炉才被基本取缔。

妈姑镇的“风湿”

　　据赫章县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从1986年至1996年，妈姑镇没有一个合格兵员。应征青年的血液里，铅、镉等重金属含量都严重超标。1994年贵州省职业病医院到赫章县进行的铅中毒现象普查结果也显示，妈姑、何家冲等小炼锌集中的地方，1级-3级的铅中毒人群都有，大约占该地人群的30%以上。中毒者血中铅含量比正常人高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蔡大爷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以极低廉的价格把耕地出租给铅锌冶炼者，冶炼者则将阿维寨附近山上的树木大量砍伐，用于搭建“土法炼锌”的简易工棚。“土法炼锌”的废渣都在焙烧场地及附近就地倾倒，废水则泄入流经阿维寨的河沟。“土法炼锌”被逐渐取缔后，原来的焙烧场地又由农民重新进行耕种。除雨水外，流经阿维寨所在山谷的河沟也是灌溉用水的来源，而这条小河正是“土法炼锌”极盛时期排放废水的通道。

　　就在农民种植农作物的田地附近，至今仍能看到“土法炼锌”时遗留下的黑褐色废渣。当地村民向财新记者表示，土壤污染之后在当地种植的玉米杆，较以前都细了许多，他们早已意识到在“土法炼锌”废弃场地耕种的环境风险。但在此耕种并食用自产的玉米和土豆实属无奈，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收入来源。

　　“土法炼锌”使用煤炭加热锌矿石，使金属锌熔出，并挥发、冷却后制成锌锭。由于技术落后，但锌资源回收低（仅为40%-85%），且导致其他有害污染物）如铅、镉、铜、汞等）随废渣、烟尘和烟气大量排放，“土法炼锌”的重金属释放因子，要比工业化冶炼水平高数十倍。

　　重金属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首当其冲。财新记者在妈姑当地走访的多个卫生机构都表示，当地最常见的病种是“风湿”。尤其是40岁以上的居民，出现手脚疼痛、腰酸痛等情况的极为普遍。不单在阿维寨，妈姑镇其他的铅锌矿区及冶炼场地都普遍有居民骨质疏松、骨头疼痛的案例。

　　刘氏姐妹在妈姑镇中心的何家冲村经营一家饭店，她们都深受“风湿”病的困扰。谈及“风湿”，刘家年龄最小的妹妹说：“关节痛，手也痛，有时候晚上都痛得睡不着，就像是针刺一样。”她们出现这样的症状，短的有两三年，长的已有五六年。

　　陈大兴一直生活在猫猫厂村。面对财新记者，他抽着水烟坐在凳子上。他说自己膝盖痛，腿脚也麻木，甚至有时头昏眼花，连下坡都要跳跃。他现年50岁，患这种严重的“风湿”已经有20年以上，长期“风湿”之后已丧失劳动能力，家里面的土地都直接撂荒，只有靠孩子外出打工作为生活来源。

　　而在榨子厂村，多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全村100多户人中有三四十人都有明显的“风湿”症状。年逾五十的罗阿姨走路需要拄着拐杖，除了腿脚不方便，最近五六年还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罗阿姨表示，以前吃药还能够止住身体的疼痛，随着身体疼痛的加剧，吃药已经没有效果。

　　这些“风湿”病患者的共同点是，都以当地生产的土豆、玉米等作物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而最频繁食用的蔬菜是当地产的青菜。

　　根据李梅等人的研究，阿维寨、何家冲和榨子厂三地的2007年的土壤镉含量均值分别为每千克4.96、17.62和24微克，远远大于国家规定的每千克0.6微克的最高限值。而三地食物中的平均镉含量也都在国家标准最高限值的3倍以上。当地产的青菜则是贵州民间喜欢的酸菜的原料，而像青菜这样的叶菜也被证明是最容易集聚重金属镉的蔬菜。

　　镉被人体吸收后，主要蓄积在肝、肾中，且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妈姑镇不少居民的症状都与此十分相似。李梅的研究证实，当地居民的尿镉含量高达每克28.16微克，远高于中国《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所规定的每克15微克的限值。

　　不少村民怀疑“风湿”与当地环境污染存在关联，但妈姑镇人大主任陈庆碧表示，“风湿”只是西南地区湿度较高环境下常见的疾病，不能将其原因归结到环境污染上。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至今也没有去判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妈姑镇至今仍是个极端贫困的乡镇。根据官方统计，当地2011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300元。不少村民都表示，由于贫困，有“风湿”这样的病痛都很少去看医生，有严重的病症更是无钱医治。

污染糊涂账

　　在妈姑镇乃至于赫章全县，到底有多少土地因为“土法炼锌”而被污染，这个数字至今仍不清晰。

　　根据妈姑镇官方的数据，妈姑全镇约有1200亩耕地曾作为“土法炼锌”场地或尾矿库，占妈姑镇全镇耕地面积总量25500亩的4.7%。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金瑾表示，这并非意味着当地只有4.7%的土地遭到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扩散，其范围不仅限于炼锌场地及尾矿库。西南地区属典型的酸雨地带，酸雨使重金属污染物析出，通过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等方式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妈姑镇位于乌江上游南源三岔河上游流域，阿维寨、新官寨等“土法炼锌”区，属于三岔河上游的后河小流域，这也是妈姑镇全镇“土法炼锌”污染的主要地区。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在仅有100多户人的阿维寨，受污染的土地约有200余亩，而新官寨炼锌区的面积更大，“土法炼锌”炉则广泛分布在长4公里、宽0.5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陈庆碧介绍说，妈姑镇集中进行铅锌矿冶炼的地区还包括猫猫厂、榨子厂、何家冲、黑泥寨和天桥村等地。财新记者实地走访得知，猫猫厂受到铅锌矿和铁矿开采和冶炼污染的土地约有100多亩，榨子厂地区至少有200亩土地受到污染，仅尾矿库面积就超过100亩，另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曾作为“土法炼锌”的场地。根据贵州省环保厅夏园等人的研究，黑泥寨、天桥村两地“土法炼锌”废弃地的面积在200亩和50亩左右。

　　夏园直指，妈姑当地河流沉淀物中发现高浓度污染物已经说明，污染物已通过河流扩散，影响下游。根据2006年吴攀等人的调查，仅天桥村选矿点对后河的河流污染就到处其下游36公里处。

　　据了解，在妈姑镇以外的26个乡镇也有“土法炼锌”分布，在326国道沿线的野马川镇等地，“土法炼锌”也造成严重污染。野马川镇的尖山村“土法炼锌”废弃场地面积超过150亩，停止炼锌后场地没有得到清理，闲置丢荒多年。野马川镇位于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六冲河流域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污染。

　　岳佳等在赫章县27乡镇采集690个土样分析显示，赫章县除妈姑镇外的26个乡镇土壤中平均镉含量均超过1毫克/千克的三级国家标准，土壤中镉含量均值超过3毫克/千克的乡镇有12个。

　　赫章并非黔西北惟一的“土法炼锌”集中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节市下辖的威宁、纳雍和七星关区，都曾有大量“土法炼锌”场地。根据夏园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整个毕节市炼锌废弃场地和废渣堆积面积达75000亩。

　　贵州全省因开矿导致的土壤破坏数据，更为惊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张一修等人的研究指出，截至2009年，贵州省因矿山开发及破坏土地31754公顷，即接近46万亩。受到土壤污染的耕地不仅限于冶炼地点和尾矿库，实际的耕地污染面积还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