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打车难的呼声从未停止过，近来尤其高涨，以至于惊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年三十前一天造访祥龙出租车公司。一群被精心挑选的的哥的姐在出租车公司领导陪同下，说了些诸如提高起步价，三八节给女司机放半天假等等不伦不类的意见，却惟独不说最要命的“份子钱”。
在北京商业区街头等候乘客的出租车司机。(法新社2011年12月18日图片)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也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解决打车难问题。区区“小事”，最高层出面过问，不仅尽显市场和政府功能两相缺失，还隐藏著更为可怕的结果，那就是对出租司机的进一步压榨，和人身权利的侵害。像目前提出的办法诸如要100%的回应客户投诉等等，必然伴之以对出租司机的惩罚。
从大年初一到初四，在京城打车，听司机诉说不堪言之苦。他们每个月要交6000多元“份子钱”，每天一睁眼就欠债200多元。如今油价涨到每升7.6元，假设每天加35升，大约要花270元油钱。一天干15个小时才能赚280元。这还不算修车费和其他各种税费、罚款。而一年365天不得休，是因为休息不起，甚至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歇一天工，就意味著今天的债务要追加到明天头上，因此不得不疲于奔命。
可以说，在北京，出租司机是既无法律保障、又无安全保障、还无生活保障的职业。一位司机说他再干俩月死活儿不干了;另一位则无奈地说，等著进来干的人有的是。还有一位年轻司机则说，他试过一天干22小时，结果在机场趴著睡了两个小时，被人叫了半天才叫起来，而有同伴睡过去就再也没醒来。他自问自答：干24小时可以吗，可以，那就只能有一年半的生命。“我们也是人，也有父母、兄弟，大过年的，连亲戚家都不能走。”
休息、休闲本是人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也是基本人权。中国明明有《劳动合同法》，一般职业人士，每周休息两天，一年52周就是104天，再加上那么多节假日，大约有四个月假期。而出租司机却成了一群“法外”之人，既无加班费，也无休假。作为人，劳动力和劳动绩效不可能以24小时计算。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以24小时为单位的卖命，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成为社会中最悲惨、弱势的群体之一，没有工会，没有代言人。每一次忍无可忍的抗争都付出巨大的代价，结果往往是承受新一轮更为残酷的剥削。
北京打车难现像，不仅是行政垄断下司机的本能应对，比如高峰时刻，退出道路、趴活儿，因为，堵车，加上油钱，再加上份子钱，辛苦跑车得不偿失。北京德胜门外、六里桥、三元桥、芳草地、北皋、百子湾都是司机躲活儿的地方。同时，它也是司机以怠工来表示不满和反抗的无奈之举。结果是消费者受损。归根结底，侵害出租司机利益的是获得政府许可、占据垄断地位的出租车公司。
毫无疑义，出租车运营市场属于竞争市场。只有在竞争之下，司机才可能提高服务水平，使消费者受益。在北京，好像有不少出租车公司，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它们不过是为了更多人进来分食利益，并不是为了促进市场竞争。监管部分死死不肯放手出租车牌照的数量控制，就是要限制竞争、实施垄断经营，其动机则是争取最大的垄断租金。而份子钱的本质就是数量管制之下的租金价格。因此，只有解散出租车公司，清除垄断根源，允许个体经营，才是解决打车难的唯一正道。有专家建议“启动发改委、财政局、交通委等单位的联合机制进行研究并制定政策”，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政府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放开出租车管制，把属于市场的归还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