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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悼念许良英 仲维光两篇最新说明 三妹反驳丁子霖旧文

—为悼念许良英先生,仲维光先生两篇最新说明。 三妹反驳丁子霖旧文

三妹也说说:许良英尸骨未寒,丁子霖就急不可耐,借悼念许良英发泄私愤,攻击如鲠在喉的仲维光。她那极尽攻击之断落写得实在有失天安门母亲的形象,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二00六年高智晟正深陷囹圄时丁子霖写的一篇文章“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关于英雄”。那酸溜溜的攻击高智晟的劲头儿与这篇“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酸溜溜地攻击仲维光的劲头儿可谓异曲同工。

为了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再“经历一场难得的洗礼”,为了使读者不妨再回忆一下二00六年前后那场维权运动中她给高智晟的那封公开信,我在此补充重发当年的旧文一篇。

为悼念许良英先生,仲维光先生的两篇最新说明

第一篇:

关于丁子霖悼念许良英先生文章中涉及我的事实说明

­作者:仲维光

今天有多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丁子霖在悼念许先生的文章中攻击我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回答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很让我不安,但是与其不断接到别人询问的电话和信件被迫解释,不如用文字一次性地回复,解答如下。(丁子霖原文附后)

1.关于许成刚给我写信,说注意他父亲岁数大了,不要继续讨论分析以免气坏他之事。

此事有,但是是在八九年之后,大约九零年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和许先生讨论八九民运的事情。由于我在八九六四时已经在德国,因为等待奖学金的审批,所以没有回国参加这场运动。为此我高度评价刘晓波回国参加学运。当然没有说出来的原因也有我对于许先生和方励之他们不能够积极参与,而躲在外边,有不同看法。我看到,他们胆怯但却不愿意承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第一,我高度评价刘,第二我承认自己不如刘,第三我当然没说,但是讨论中显然是有这种情绪的。就为此在信中和许先生争论起来。

这个争论的结束是,因为后来刘晓波在电视上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我则坦率地向许先生承认了我对于刘晓波看法的错误。大约那个时候许成刚也写来这封信。我对许成刚的信当然是有看法的,因为思想讨论并没有人身问题。尽管如此,此后对于六四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看法,我也就没有继续和许先生讨论,我的观点则在后来几年谈六四的文章中陆续有所论述,如“心理恐惧和恐惧心理”一文。

当时的争论还包括,我认为人权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他认为民主问题高于人权,不能够退回到强调人权等等。

这件事情如我以往和许先生争论一样,并没有影响到我和他的私人关系。但是在九十年代我们的争论中,可能就是关于六四问题的讨论的时候,他的确第一次有和我断绝师生关系的想法。我保存有许先生的所有信件,所以这件事情不难弄清楚。

2.关于丁子霖说我不断写长信攻击许先生之事。

由于我和许先生的分歧起自一九七五年,所以我从来写信时都非常注意,尽量避免不让他多心。所谓长信问题是因为李慎之去世,讨论李慎之问题。我的三篇关于李慎之的文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第一篇“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美国,多维网,2003年5月3号)。这篇东西就是选自和许良英先生的通信。第二篇“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发表在八月的《民主中国》上)七月八号写完,几乎还没有定稿的时候,我就邮寄给许先生请他过目,我估计应该在七月十五号到二十号他一定能够收到。

这篇文章有三万多字,谈的是什么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启蒙是什么,革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当然知道我和许先生的分歧,所以我当然也要首先给他。不想七月底谢泳到许先生家拜访的时候,问许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许先生说没有收到。于是谢泳立即给我来信,批评我说,许先生对你非常关心,你写文章应该让许先生知道。谢泳知道许先生不用电子信箱,所以要我立即传到他的信箱,对我说他可以打印一份给许先生。我立即告诉谢泳,我没有定稿的时候就邮寄给了许先生,大约是被邮检检掉了。我会传一份给他,也会立即再邮寄一份。如此,七月底八月初许先生就一下子又收到两份这篇文章。

许先生在九月一号给我邮来他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我收到信,由于看到信里很多问题的提法“非常”有问题,于是就立即给许先生回了一封很短的信,非常低姿态地告诉他,我会认真考虑,并且会很快告诉他我的具体看法。不想到十月十号左右,有朋友告诉我许先生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对我的批评的公开信。我立即上网查看,果然如此。

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一生,传统的为人忠义和父母师生伦理是我绝对遵循的为人之道。我当然知道何为尊师。但是观点分歧又是十分根本性的。我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我回答有悖师道,如果我现在不回答,也就是在他生前不回答,在他去世后再答,那是不道德的。痛苦数日,最后我决定采用古人做法,退避三舍,半年以后再公开作答。

至于说我给许先生写信,自从谢泳那次要我邮寄文章,九月份短信匆忙回复许先生后,我就再没有过百字的信过去。只是在年节例行地邮寄年卡问候,在十月《民主中国》文章发表后,准确说九月一号信后,许先生就再也没有给我来过信。

至今我不知道是什么致使许先生把我们的思想分歧公开,并决裂,因为我们思想之间的分歧是三十多年的事情,不是什么新发生的问题。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后,为了不违背师生之道,我告诉自己,许先生有生之年我只好再也不回北京。因为回北京我必须去看望他,而看望他就必定会重复这些争论了三十年的分歧,我不能在思想上昧心,就必定会惹他生气,如此我就只有不回北京。这就是我一直没有回过国的原因之一。

3.关于丁子霖的问题。

丁子霖的问题涉及的事,丁子霖在国内对她那个六四小组采取党支部领导方法问题。她垄断海外联系和资源,不允许任何小组成员在国内和国外和别人联系。她因此在国内打击吴蓓。

吴蓓大约在二零零年到德国访问,通过莫莉吴蓓和我们联系上,于是就委托吴蓓带回去部分六四捐款。很快我们知道,吴蓓回国后遭到丁子霖的打击,我们因此给许先生写信为吴蓓说了几句话。许先生也为此批评了丁子霖。这件事莫莉也非常清楚。此外我当时也和张先玲联系过,我们以前就是邻居。这件事,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许先生当时对于丁子霖的评述来说明,我存有许先生的这些文字,就不在此赘笔了。

丁子霖大概不清楚,许先生是个很喜欢动笔的人,你在他身后说话也还是要说实话才是。否则,许先生身前的文字会让你的谎话不攻自破。

至于丁子霖其它对我的攻击性言论,很多朋友让我回击。但是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正如爱因斯坦说的,“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驱使我去做的,……仇恨之箭也曾向我射来,但它们永未射中我,因为,不知何故它们总是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同那个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此,我知道丁子霖先生既不会理解我的追求,也不了解许先生的性格。但是,有一点,她这么大年纪,这么晚,也就是到八九后才觉醒,并且就因为认不清共产党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她应该知道,从做人上必须有更多的反省才是。至于在许先生辞世不到一周就开始搅乱死者的安宁,那更是不应该的。

2013-2-5德国·埃森

附丁子霖原文: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因发起“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并在网上发表绝食日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声势很大。当时丁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现了十六年前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更担心重蹈八年前民间组党的复辙。于是以个人名义给高智晟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的公开信》。未料所及,这封信捅了马蜂窝,立即招致海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批判。后来又旁及其他(丁真如许先生所说的“不懂政治”啊!)。在众多质疑批判者之中,有一位是与我们有过交往的仲维光。他曾是许先生的学生,也是许先生把他介绍给我们。他曾来过我们家,与我们多次通过信。其实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正常讨论,何止于如此攻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仲维光夫妇俩写的批判文章特意复印了送给许先生过目。那知许先生连正眼都不屑瞧一眼,斩钉截铁地对丁说: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仲维光确实曾经是我的学生,但现在不是,我与他没有来往。

我们震住了。王老师在一旁做了解释。她说,原来许先生早就与仲产生了观点分歧,许先生不同意他那极端激进的一套,并且批评了他。他就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大大地刺伤了老先生,许先生就不再理他了。原来早年仲维光与许先生的长子许成钢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后来由许成钢出面要求仲不要再给许先生来信,说明他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且年事已高,此事方才罢休。

我听了心情也随之开朗,从此对仲维光等也就不再在意。还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见丁子霖蒋培坤:“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悼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http://www..com/Article/china/201302/20130205213919.html)

第二篇:

就悼念许良英先生致朋友晓东(三妹)的信

仲维光

晓东,

有朋友来信,希望我就纪念许先生问题,谈什么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暂时我不会直接谈。因为我已经看到,时过三十年,讨论这样的问题还是太超前了,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在对于许良英先生的悼念纪念中,许先生真正好的地方人们并没有明确地谈到。当然很多人都看不到,或者不敢看,我说的是许先生坦率、真诚的性格,如他直接把LiuXB(刘晓波——三妹註)赶出去,他多次告诫WangD(王丹——三妹註)不要和WangJT(王軍濤——三妹註)这样的人往来,他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庸俗,拉拉扯扯的作风,那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研究科学家的方法。然而,很少有人对此对比,反省地纪念他。

前辈导师留给人最重要的永远是如何做人。可是,吹捧许先生的人甚至没有看到他的最可贵的性格和为人,并且恰恰又把这一套用在和许先生交往中,乃至悼念中。就因为此,他们的悼念也就有很多是虚的东西,吹喇叭式的东西,乃至假的东西,例如说他思想深刻。许先生不是因为思想深刻,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激情,真诚的人。他是一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者身上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非常直率地得到反映,并且持续到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他思想深刻,一旦推敲,那许先生的形象就会被摧垮。当然吹捧他的人并不关心这些,因为悼念,对某些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拉拉扯扯的手段,而非认真的学到,得到,继承,乃至反省些什么。

在西方,纪念文章都说的非常具体,他在什么、什么思想上提出了别人没提出的问题,哪些方面的研究他推进了,都必须具体谈到。这也包括这位朋友希望我谈的,许先生认为的科学是什么,启蒙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而这三个问题,真可惜他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前两个问题,我在纪念李慎之及其后的文章中其实针对的也包括他,启蒙问题,我的“启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唯物主义对社会和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谁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说白了都是“答许先生”,那里面都是回答七五年时我和他的争论,不过到三十多年后我把握问题,驾轻就熟的能力更强了。

七五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受的是共产党教育,没读过很多西方哲学家的书,可你们这代人读过爱因斯坦等很多人的作品,为什么还跟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你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他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一生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争论具体都体现在我和他的争论中。

我会等这一波过去了再写和发我的悼念文章了。但是我将主要集中在私人交往,许先生的性格和品质,而非思想上。因为他,包括XCG(许成钢——三妹註),缺的就是思想。实在说,如果有研究能力而走上这条革命的路,一定会非常痛苦。如洪先生,王淦昌们根本就不会放弃专业去革命。我之所以从不想去从商,或者干别的,也是如此,七十年代中期我就明白,如果我干别的,我就会总是回头看思想研究工作,会非常痛苦自己为何浪费时间去挣钱。所以一生有过几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然那也没离开文字和思想工作,是做主编和笔会会长及推进文化运动,但我总是及时回到书桌旁。

进入社会科学,我永远认为是我的不幸,有可能我就会对任何问我的下代人说,不要进入这个领域,去从事自然科学会更少地浪费你的才智。

而就性格来说,我认为许先生是了解我的,从思想上他虽然激烈地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是为人他是器重我的,这点我从不怀疑。因为许先生生前从来不吝啬对我的肯定,即便是最后八年和我断绝来往中,我依然相信他对我的肯定。

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他说“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中最好的一篇论文,我对他没有任何指导。”这种恢宏大气,当场让我感动,它成为我做人永远要谨慎谦虚的警钟。九十年代初期,我无法回国,他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有这样的儿子应该引以为骄傲。也就是许先生留下的这种品质,我在思想上永远不会让步,在为人上不会和那些扒手们妥协。我会继承许先生那种直率,求真的性格,尽力挡住世间的庸俗、无耻,乃至邪恶。许先生在我思想探索的路上,在耐得孤独、耐得贫穷努力中,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此外,在思想问题上,我之所以敢于如此明确地做如此评价,也是因为在关于科学、启蒙和民主,以及一系列当代和历史问题上我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做出了工作,由于已经有了文字,所以我不怕对比,只要有人去做对比,我的工作就甚至能更水落石出地让人们看到。就为此,在许先生的学生中,舍我其谁!

后世的人会看到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潮流中,两代人的思想变化和冲突,及人的性格,做人的连续、永恒性。

暂此,祝好!

维光

2013-2-3

丁子霖是想哪说哪,还是有话说不出口?

三妹

最近丁子霖和丈夫蒋培坤联名发表了一篇叫作“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关于英雄”的文章。自从丁子霖二月份给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遭到公众普遍反感后,丁子霖再次发表此篇文章,这不仅会再次遭公众反感,而且还会再次玷污“天安门母亲”的称号。

丁子霖一开篇这样说,“自从我二月份给高智晟律师写了那一封公开信以后,这多半年来,关于我个人及‘天安门母亲’群体,海内外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问,究竟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告诉他们:这多半年,我似乎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洗礼,倒是感觉自己又切切实实地活在了真实之中,身心轻松多了。”

丁子霖告诉我们,你们公众议论了我半年,对我丁子霖只不过是一场难得的洗礼,我丁子霖身心更轻松了。

虽然半年来公众议论的只是丁子霖个人,丁子霖却在此不忘“及”上“天安门母亲”群体一起“洗礼”。

丁子霖除了这第一段话说清楚了以外,以后全篇都是说东指西,话里有话,根本没有一点儿“洗礼”后的“轻松”,反倒使读者感到她是憋了满肚子的愤懑发不出来,想说的话说不出口。

我们中国有“打开天窗说亮话”,西方也有“说你要说的话”这类痛快谚语。没人有极大的耐心与丁子霖这种满篇话里有话地影射高智晟律师的文章纠缠周旋,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自高智晟律师发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近两年中,就不断地出现不满高智晟律师维权作法和策略的声音。既便高智晟被捕入狱后,这种声音还是不绝于耳。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与人为善地,痛快清楚地说出自己要说什么。

写此篇文章的丁子霖和其它发出不满声音的人一样没有痛快话。他们此起彼伏地,拐弯抹角地罗罗嗦嗦,什么报导监视高智晟的警察数目不实,什么高智晟出身低微,能力有限,什么高智晟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什么做事要有风险评估等等。转来转去不过是想证明他们提出的“维权不能政治化,群众运动不能街头化”这种喊停策略的正确。

如此这般弯弯绕,无非是因为高智晟把他们十七年来苦苦经营的避风港打开了个口儿。这也不要紧,高智晟进了监狱,这些人凭著经验和精明再封上口子就是了。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纠缠不休?因为他们丢了面子。

高智晟领军的维权运动无疑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并引发人们思考和提问。在中国民主运动十七年毫无进展的状况下,中国民运要不要向前动?是象丁子霖那样不断地写石沉大海的信,仅仅赢得世界的同情和自己的名声?象刘晓波余杰们那样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满足于当局容忍范围内的活动空间和已取得的名利和实惠?还是象高智晟律师们那样为中共当前最大的被迫害群体法轮功说话,进行这个最必要的维权?

其实如果各做各的事,各起各的作用,不同形式的民主力量互相沟通、合作、合力向一个方向努力,又有何妨?遗憾的是,获得了名誉和地位的一方硬要撕裂这种可能的合作。前有余杰王怡的排郭行为,后有刘荻丁子霖这类文章。这些人视而不见两年来自己身边维权运动如何进行,视而不见高智晟们用维权方式推动中国民运打开的局面,一味指责高智晟律师鲁莽,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丁子霖在她此篇文章中也冠冕堂皇地说,“凡是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

丁子霖出于丧子的惨痛经历,极力反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采取民众上街示威等类似的方式。在她看来,只要民众上街游行就会再遭到新一轮屠杀。以丁子霖这种思维推断,民主运动就是要既无代价又无结果地与专制政权磨下去,呆在家中再写它十七年的信,尽管中共政府绝不理会。

如果是出于人之常情的恐惧,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与中共有杀子之仇的丁子霖不但视而不见近两年来中共如何迫害为民维权的高智晟律师,反而回过头来指责高智晟律师把生命当赌注、当儿戏。

事情的发生发展真象丁子霖们指责的那么简单吗?根本不是。

两年多来,高智晟律师一直在摸索试探。一开始也用了丁子霖的写信方式,但是发第一封信后就遭到停业惩罚,第二封信后,数十名警察就全时骚扰恐吓,第三封信后,警方就以生命相威胁。为了抗议政府的黑社会行为,高智晟律师不得不以绝食的方式争取作人的尊严。中共政府一方不断地持续地采取非理性极端的暴力手段对付理性非暴力维权的高智晟律师,最终使高智晟律师认识到这个政府残酷,非理性,黑社会化的本质。

高智晟律师不计较那些无聊的指责,及时写出“抛弃无谓争执,肩负起时代的历史使命”的文章,文中他明确指出维权抗争的“四化”之路─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和非暴力化。面对中共的非理性黑社会化,“四化”策略依然采取理性的抗争方式,依然是在宪法范围内。在争自由人权的民主运动处于无望低潮达十七年之久的状况下,在高智晟律师们维权近两年来的艰难尝试中,他终于得出这个维权抗争的最佳策略。

高智晟律师是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用维权方式推动民主运动的第一人。近两年来,高智晟律师异常艰难地为中国人权自由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清醒地为我们指出争民主自由人权的行动策略和方向。

高智晟律师不但不是丁子霖们所指责的鲁莽,缺乏智慧能力,也不是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而是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向非理非法,非人性的中共政权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高智晟律师的挑战依然是在中共法律允许范围内,中共还是经不起这样的挑战,还是采取它惯用的,早在高智晟本人意料之中的打压手段。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高智晟律师采取了印度圣雄甘地的绝食和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的坐监狱的最终不得已的斗争方式。

高智晟律师敢于承担历史大任,不顾风险,带领他的律师同行和同理念的朋友们奋力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同时,为了唤醒民众,不断地撕开中共政权的假面具。高智晟律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这些没有这个胆量,能力和智慧的人们都敬佩不已。对高智晟律师如此拼力去撼动这专制大厦的维权运动,对高智晟律师提出的“四化”之路,对高智晟律师的奉献和牺牲,特别是在十七年低潮后出现高智晟律师与中共大较量和丁子霖们举动的鲜明对比,我们被高智晟律师的勇气,智慧,能力和牺牲精神所感动,我们把他看成英雄实不为过。

这也是丁子霖发表此文的原因。高智晟律师成为公认的英雄,有着响亮声望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面子往哪搁?所以她一定要写篇文章,针对英雄的定义说道说道,表明自己更喜欢“天安门母亲”的名称,影射被称英雄的是“演员”,“英雄”根本比不上未经过编剧排练导演的,被“逼上梁山”的“天安门母亲”。

丁子霖这篇文章使人明显感到她的难以启口的愤懑。今年二月份丁子霖发给高智晟律师公开信的第二天,仅一夜之间,高智晟律师便回了信,不说成文之快速,只说高智晟律师思想的通畅、深邃、成熟和清楚就使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的中国人不胜钦佩,同时对丁子霖扭曲的人格,党文化语言方式表示遗憾,网上公众的“各种各样的议论”也由此而发。对此,丁子霖不但不能反省自己思维和性格的问题,反倒移恨于对她尊重有加、不敢丝毫冒犯她的高智晟律师。而且在高智晟律师入狱期间,仍是纠缠不休。

憋了半年的愤懑不满和妒火中烧不能不发,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也不得不说。可糟糕的是,丁子霖不能明说,只能说东言西,影射挖苦,这就让我们海内外公众进一步清楚地看到了丁子霖的狭隘,酸腐和愚蠢。

更不能使我们理解的是高智晟律师被捕后,刘晓波、丁子霖发出的关于高智晟律师被捕的声明。

对中共非法逮捕高智晟律师所要发出的声明中,我们的抗议应非常明确:抗议中共执法犯法!我们的要求也应简单明了:放人!这也是后来胡平先生的声明收到那么多人签名的原因。

可是,刘晓波、丁子霖却在他们的本应抗议违法当局和简明表达诉求的声明中另生枝节,莫明其妙地对中共政府发出要进入司法程序等请求。

刘晓波和丁子霖非常清楚,中共对所有异见人士,信仰人士,维权人士治罪的司法程序从来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抓捕前就定罪,开庭前就定刑更是中共对民运人士的惯用手法。刘晓波和丁子霖明知中共对高智晟律师又会制造一个冤案,可他们还是忍不住等不及要向中共作进入司法程序的请求。怪不得网民说他们是在向中共示好,同时又可用中共的司法程序板上钉钉子把高智晟律师定罪。

刘晓波和丁子霖的用心和心态可见一斑,不言自明。

无庸置疑,“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光荣的称号,这一称号是所有敢于抗争的母亲们经过十七年的血泪付出得来的。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丁子霖不是一般的母亲,丁子霖是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受到公众的检验和“议论”。尤其是在“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名声如此之大,已大到伴随而来众多的巨大名声和利益的时候,丁子霖就更不能避开公众的监督。

不管丁子霖如何会说,总不如有脑子会读的读者,丁子霖今后的一言一行仍会在读者的注视之下受到“洗礼”,希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能够经得起这场“洗礼”,否则就保不住自己喜欢的名称。

2006年10月31日万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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