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到了。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
我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负责观象、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今天的北京天文台当然早就没有义务去为统治者预卜他们的政治未来了。
致函老邓唿吁大赦天下
但是，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未来。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大赦天下」的古训又再一次被想起。今天的中国社会，不是同样也很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新年的气氛更加重了这种联想。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40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40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10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颂
近祺!
1989年1月6日
信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这就是后来被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暴乱的信的起源。
就我说，绝没有期望这封信会起多少作用。寄给最高当局的信件，一天何止万千，绝大多数的命运都是无声无息地湮没掉，甚至根本没有被看过。
我还是有一点信心，邓小平不会不注意到我的信。因为，无论如何，我是他经常在「关心」的人了。
第二天，1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这使上述的信更有保证地引起收信人的关心。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是一位开明的老干部，曾长期担任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贊同，连连说：「是该把人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中央。
他曾经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管道。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中国，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东方纪事」的编辑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为他们的刊物写稿。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进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后来瞭解到，邓小平确实看到了我的信。当然，照例地，佯装不知，没有回掷，也没有答覆。
3公开信当局坐不住了
春节期间，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唿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首的发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那封信发表时有40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学者的签名。随后，诗人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也来我家，询问有关唿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副本。2月12日，他们发起写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唿吁特赦政治犯。三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个人的签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国古训，事不过三。果然，三封公开信后，最高当局开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
这一次，当局倒是没有来找我这个始作俑者。
唿吁大赦的几封信都没成功，但它令当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经证明，持不同政见成了一种难于遏止的社会「瘟疫」。共产主义的权威是每下愈况了。(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励之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