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一直受到两种基本要求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所塑造：一方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以维护国家统一并推动长期目标；另一方面，又需要制度能够约束领导人、纠正错误，并确保权力有序交接。
毛泽东代表了个人权力统治的极端形式。邓小平试图在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同时，降低毛式体制所带来的风险。江泽民和胡锦涛则主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集体领导和精英权力交接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时期。习近平则通过围绕自身重新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逆转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发展。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几乎肯定仍将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只要习近平仍然在世，并且仍然能够有效控制政治权力，政治权威很可能继续集中在他本人周围。因此，本文考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政治权力的演变，并分析一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军事战略、外交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毛泽东与个人权力的危险
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重要的国家建设目标。共产党取得胜利，统一了一个曾经历军阀割据、外国入侵和内战的国家。新政府扩大了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提高了预期寿命，并为工业经济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些成就伴随着巨大的人员和经济代价。
大跃进试图通过集体化和群众动员实现快速转型。其失败造成了大饥荒，并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随后，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长达十年的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破坏。制度受到攻击，大量人员遭到迫害，学校和大学受到冲击，而无处不在的个人崇拜使政治忠诚凌驾于专业能力之上。
毛泽东政治上的根本弱点，在于权力高度集中，却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他同时是革命领袖、意识形态权威和最高政治裁决者。没有一个独立的制度能够可靠地告诉他：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因此，他个人的错误最终可能演变成整个国家的灾难。
?当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时，这个人的错误就可能成为整个国家的错误。?
毛泽东晚年还暴露出了个人统治所固有的信息问题。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亲自观察整个国家，因此必须依赖官员、报告和顾问。领导人的权力越大，谁控制到达他那里的信息就越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此，正式权力的极度集中，可以与对一个狭窄而受到政治过滤的信息体系日益增强的依赖同时存在。
毛泽东留下的遗产是矛盾的。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并确立了共产党的政治统治地位；但他也证明，没有制度性约束的政治体系，能够把国家动员能力转化为国家灾难。
邓小平与威权统治的制度化
邓小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改革，也在于他对毛泽东之后党国体制进行的政治重新设计。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层认识到，中国不能安全地继续实行无限制的个人统治。解决办法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威权主义。
改革时期的领导层推动了集体决策、退休制度、代际接班、更加规范化的精英晋升以及更加可预测的领导层交接。1981年的历史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保留了毛泽东的奠基性地位以及共产党的权威。这一妥协使共产党能够否定毛泽东最具破坏性的政策，同时又不否定革命本身。
邓小平还推动了一种更加具有试验性的政策制定方式。农业改革、经济特区和市场机制都是逐步引入，并在地方进行试验。成功的政策可以扩大推广；失败的政策则可以被放弃，而不必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灾难。这种灵活性推动了此后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并使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然而，邓小平自身的作用也揭示了制度化过程中的一个悖论。他推动正式规则和集体程序，同时又作为最高领导人保留了最终的非正式否决权，即使他并不担任最高的正式职务。1989年危机期间他的影响力，以及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表明个人权威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与制度规则并存，而不是完全置于制度规则之下。
因此，毛泽东之后的政治体系，是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精英交易的结合。它的稳定依赖于相互克制、派系平衡，以及精英阶层对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交接的共同预期。这些安排使领导层更具有可预测性，但它们从来都不是完全能够自我执行的。一旦政治平衡发生变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正式制度架构便证明比许多观察家原先预期的更加容易被逆转。
江泽民、胡锦涛与有序的权力交接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没有毛泽东或习近平时代那样的戏剧性，但这恰恰是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所在。江泽民于2002年将党的最高领导权交给胡锦涛，而胡锦涛又于2012年将其交给习近平。这些都是相对和平、有序的权力交接，证明一个威权体制可以更换最高领导人而不至于崩溃。
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共产党仍然拥有最高地位，没有独立的反对党或司法机构能够挑战它。然而，精英层面的权力变得更加可预测。领导人可以退休，接班人可以逐步出现，各个政治派系也可以为下一代领导层做准备。
这种稳定性得到了一种精英网络之间大致平衡的帮助，其中包括“太子党”和共青团系统（团派）。这种派系竞争并没有产生民主，但它鼓励了讨价还价、建立联盟以及对单方面权力支配形成一定限制。这种平衡从来都不是对称的，也没有完全制度化；它是一种受控的均衡，依赖于中央愿意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网络之间进行仲裁。
这个体制存在严重缺陷——腐败、不平等、环境恶化、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政治改革停滞。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对整个体系的支配程度接近毛泽东。这限制了单一领导人可能造成的破坏，也使权力交接更加容易管理。因此，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代表了毛泽东之后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最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