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口中的“三怪”乱神

作为民间慈善行动的标杆性人物，@李承鹏以牙还牙地反击了对其芦山“作秀”的质疑后，终于可以抽空评点一下其它的时事素材：“这三天，受害者姓名反成为敏感词，这事儿怪吧。保卫家乡环境被家乡部门弹压，这事儿怪吧。20年救助底层的茅于轼被底层民众围攻，这事儿怪吧。可这些怪事一直在发生，我们无能为力。这证明怪力乱神成为正常逻辑和主要力量。我们唯一能做的：在全城假装欢呼新衣服时，让一个小孩变成两个、三个……更多”。

“受害者姓名反成为敏感词”指的应该是朱令案。在@一毛不拔大师等故友的推动下，要求重审重查这桩19年前旧案的呼声在微博论坛上高涨不退，吁请者甚至已经想到了集体前往美国白宫网站请愿，称其当年同舍同学孙维有动机、有途径获取铊、导致朱令瘫痪，此后更名并通过“婚姻欺诈”赴美，故而“请求政府调查并驱逐她”。

与此同时，“朱令”这个名字新近成为网络敏感词，反而更加添了同情者对孙维家庭干预司法的想象。比如，已经甚少就公共议题发言的昔日微博女王@姚晨，前天就截屏为证：“青年朱令，19年前被投毒。19年后，这个名字再次中毒。今日五四，截图纪念”。

令@姚晨和@陈坤一同转发、高呼“朱令！”的是@央视新闻在4月26日发布的“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视频记录——这一轮舆情中，因为有了部分中央媒体的推波助澜而更显汹涌。今晨，腾讯网易凤凰即在首页展示新华网之介入，《舆论呼吁及时澄清“朱令案”传闻》中连发七问：“近20年来面对此案的种种传言，甚至是直指司法不公的传言，警方并没有及时予以澄清。目前这种‘全民福尔摩斯’式的以讹传讹，无论对于受害者朱令，还是‘嫌疑人’孙某，都是不公平的。舆论认为警方有责任、有义务向公众澄清并及时回应：朱令案到目前为止十九年悬而未决的局面，究竟是何原因？警方当时掌握了哪些证据？案子卡在哪里？当初警方那些‘只剩一层窗户纸了’的表态是否属实，又指向哪个嫌疑人？对朱令家属的询问乃至申请信息公开，究竟为何搪塞、不予告知？玄之又玄的所谓‘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具体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公众质疑的，当年本案有没有受到权力的不正当‘干涉’？”

虽然“全民福尔摩斯”在网络舆论场上占了主流，但也并非没有逆流者。比如微博上的@王志安、@刀尔登、@郑褚等人均值此重申“疑罪从无”之原则，@韩东微言更声称：“我认为朱令案是中国少有的具有法治精神的案例之一，司法部门没有屈从于民意，没有刑讯逼供，没有有罪推定，没有因为不能破案而找替罪羊，一切以证据说话，一切遵循法治精神，这个世界悬而未决的案件很多，中国也不例外！”

作为正式媒体，腾讯今日话题亦曾在5月1日呼吁“对正义的追求热情似火之际，不妨也来看看这件事的另一面”。呼吁网民接受“近六成刑事案都难觅凶手，破不了的‘悬案’才是大多数”的现实之后，责编张春续写道：“‘冤有头、债有主’，大概是人们最朴素的正义观之一，而当现实是‘冤无头、债无主’时，任谁的胸口都堵得慌。再加上人的好奇心也渴求‘真相大白’，所以人们需要一个‘结果’，孙维就被当成了那个‘结果’”——只可惜，腾讯编辑这场“程序正义经常与人们的情感起冲突”的劝解，收获的调查结果是，98%的投票者仍认为“该对朱令案重启调查”。

成都人@李承鹏所说第二怪，应该就是他周六自称“从雅安赶回来了……我要呼吸”中所蕴含的主张。就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相继发生环保抗议行动，虽然没有此前启东、什邡所造成的网络动静那么大，但也是围观者无数。

不能将微博论坛上的嘈杂引入门户，但至少可以有一篇《四川石化称彭州建石化项目不影响成都空气质量》展现在昨日首页。是由四川新闻网、中国西部网出面提供四川石化质量安全环保部负责人访谈稿：“记者：网友认为，石化是高污染行业。彭州建了那么大一个石化工厂，每天那些烟囱都会冒出大量废气，会不会影响成都的空气质量？负责人：首先，我不赞成简单地把石化产业定义为高污染行业。判定一个企业是不是高污染，取决于该企业生产控制和环保设施是否到位。记者：即使项目的排放量没有造成空气质量超标，但不可否认的是，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仍然在挤压当地的环境容量，让彭州和成都的自然环境变得更加脆弱，对吗？负责人：如果只看生产基地在排放的这件事本身，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应看到的事实是，一方面，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减排要求，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腾出了更多的环境容量；另一方面，四川石化项目投产后，能向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油品，大大减少了成都地区汽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反而对改善成都空气质量有积极作用。”

如同过往每次环保游行之后一样，环球时报总能比事发地的媒体说得更多。今天是社评《重化工不缺天时，有人和就有地利》：“昆明部分民众5月4日走上街头，抗议PX和PTA项目在该市下辖的安宁市落户。几乎同时，成都下辖的彭州也有部分人在互联网上再次呼吁反对石化项目在当地投产。自从厦门市民2007年成功将PX项目逐出该市后，类似环境冲突问题像‘击鼓传花’一样在大连、什邡、南通等多地轮流上演。昆明部分反石化项目的民众显然想达到同样目的。昆明市街头上周末的动向显示，中国大型重化工项目的选址难题仍未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重化工项目的旺盛需求同民众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价值取向将长期冲突。中国体制本有善于社会动员的优势，但在这个难题上被卡住了。”

接下来的一些话，其实这份人民日报子报早就说过多遍：“目前重化工项目选址地的百姓对政府没有那么高的信任，他们对项目环境危险度的认识大多来自老印象和直觉，甚至更相信网上的传言。不得不说，中国社会现在失去了围绕重化工项目形成环评共识的能力。各地围绕重化工项目的听证起不到真正沟通民意的作用，反对者态度的尖锐和一些时候的非理性使得政府和企业都多少有些忌惮，巴不得听证过程‘得过且过’，实质冲突因此而后延，也因此更有爆炸性。”

第一财经日报今天也在分析如何《走出“闻化工色变”的困局》：“信息的告知和公众的参与，是一开始便要同步进行，而不是等到项目即将上马，再做象征性的宣布。要走出‘闻化工色变’的困局，同时还得依靠强有力的环境监管。这一点跟不上，‘邻避效应’就不会终止”。

《云南社科院评昆明千万吨炼油项目：长期看是灾难》——网易在首页推荐的报道亦是来自第一财经日报，同时，这家门户还有自建专题表明立场：《化工项目为何受质疑，公权力凌驾公民权利》。

“有人嘲笑抗议的民众‘不懂科学’，有人讶异为何近年来中国屡有因化工项目而起的热门事件。为什么化工项目在中国总不被民众信任？民众需不需要专家和官僚傲慢地科普、僭越地替自己决策？”——显然，这家网站不仅对“官方常掩盖、伪造、罔顾化工项目污染相关信息”、“法律限制了公民对化工项目选址的知情和决策权”感到愤怒，更是要指控那些“专家的傲慢与偏袒”：“‘科学理性’不代表‘专家高于公民’……科学是理性的，但在中国使用和宣传科技知识的人既不中立于价值和利益冲突，也缺乏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积极的‘公民参与’比‘专家意见’更符合当地居民的‘真实利益’。”

专题结语更是“有态度”：“当民众面对环境风险时，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是绝对有其必要，科技的决定必须要并入民主的过程当中。而当官方允许的政治渠道忽略和限制民众的正常参与诉求时，更直接的行动或许就成为市民不得不实行的手段。”

@李承鹏所说的第三怪，即“20年救助底层的茅于轼被底层民众围攻”，甚至比前两怪更加令中国互联网舆论场躁动。

对像李承鹏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茅于轼当然是正面人物，他的崇拜者甚至将这位经济学家比作中国脊梁，为他每一次痛批毛泽东、马克思、计划经济、权贵寻租的语录而兴奋、而欢呼。但对左派意见领袖所影响的另一批民众来说，茅于轼非“汉奸败类”不能形容，他们非但不能认同“茅如屎”对中共体制的大量贬斥，更是对其持续公开抨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愤慨不已。可以说，对茅于轼的评价，就是在中国区别政治倾向的最好试纸。

周六发生在长沙的故事是茅于轼计划在长沙演讲，因遭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据传改为小范围座谈。更早一些，是4月25日在沈阳，当这位应邀前来讲课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批评剩馀价值论时，会场中有人站起大声反驳。根据左派人物@孔庆东当时的描述，是“辽宁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提出不应该发表反马反毛这种言论，茅于轼方面召来警察，把王新年塞进警车拉走”；而据沈阳公安局官方微博事后公告：“当天上午9点，警方接到报警，演讲会现场有人闹事，扰乱公共秩序，经了解因为学术观点问题，牟某和王某与正在演讲的专家茅某和工作人员赵某发生激烈争执。并称在警方反复劝说未果的情况下，将当事人劝至派出所进行调解，双方矛盾得到缓解，当事人随后自行离开。”

如今再遇抗议，@茅于轼前天上午已通过微博自述心情：“近20年来我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穷人。可是最近不断打电话骚扰我的都是语言粗鲁的低收入人士。我得罪他们的是‘廉租房不该有私人厕所’，‘不要为钓鱼岛开战死人’等主张。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这样的感慨，顿时激发两极褒贬。一方赞之“真言”，如@李承鹏一般痛惜底层民众之被“洗脑”；一方斥之“虚伪”，高呼“人民已经看穿汉奸本色”。

势不两立之间，@环球时报评论冲了进来。这个账号留言如下：“茅于轼是个有争议的学者，很多观点经不起推敲，他今天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争议吧。但只要他在法律范围内表达看法，他的所有人权都应受到保护和尊重。我们可以不喜欢他，可以与他争鸣，也可以忽视他，但不能侵犯他的权利，这是所有理性行为人应该遵守的底线。”

不过，这段话迅速遭遇左派人物@司马平邦带头驳斥：“请环球时报历数一下茅于轼具体什么权利受到了侵犯？有人抗议他，也只是行使自己的抗议权，而不是伤害茅于轼的言论权，你环球时报沿着法律的标准讲，别拿公知腔忽悠。”

为了平缓事态，@环球时报评论决定删去这段呼吁不能侵犯茅于轼权利的微博，并发声明，预告自家报纸次日将刊评论员文章，且“观点与本博不同”。

由单仁平署名，这篇《做大众政治焦点，茅于轼的选择》如约而至：“最近几天，茅发微博抨击对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们纷纷转发力挺，与反对者激烈互斥。茅于轼一直是争议度颇高的公众人物。称赞者将其树为偶像，贬斥者甚至认为他缺少基本的经济学造诣。茅最突出的言论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以及他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批判。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如‘钓鱼岛可以不争’、‘中国不能造航母’、‘廉租房不应有私人厕所’等也都引来剧烈的争议和一些人的反感。总体而言，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

下面一段话更成为门户转载之时选取标题的重心，即“茅于轼言论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茅不是普通学者，或者说他的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如果换一种表述，他对政治做了些能被社会‘看得很清楚’的涉入。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很固定的圈子。前者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一些精英人士等。后者是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左派’或‘五毛’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泾渭分明’的支持和反对，也验证茅与政治超越普通学者的特殊关系。”

而后，环球时报是在向那些为茅于轼所受冲击打抱不平者喊话：“深入、求实的讨论很难展开，互联网文化对喊口号和贴标签形成事实上的鼓励。茅于轼本人其实也有意无意塑造了自己‘献身于民主、自由’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的不变应对中国现实复杂多样的万变。茅于轼因为自己的‘立场’获得支持，包括去年他获得美国人颁发的弗里德曼奖。也因此饱受争议，承受了一些并非他本人独有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电话骚扰和在会场上‘被冲撞’，中国舆论场上的很多活跃人士都遭遇过。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艾未未就曾公布多名他反对的人士的电话号码，要求他的支持者打电话‘伺候’。中国需要大众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设，事实上，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间。大众政治中的对立面声称‘势不两立’，实为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斗争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派之间大体同步的，这里并不存在只属于某一派的‘绝对道德高地’。茅于轼以他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理应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避免使自己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这与他持什么样的学术看法无关。这取决于他的胸怀，取决于他如何使用个人影响力的态度。”

显然，这份在茅于轼支持者中通常以左派形象出现的人民日报子报，是吸取了昨天网络留言招致“盟友”抱怨的教训，言语间更多地是批评民主自由派。说起来，也真是有深入虎穴的勇气。从微博发布升级成不能删去的白纸黑字，哪怕再字斟句酌，也难逃非议——这回来自右边。

@中青报曹林从文字表达角度入手：“环球时报典型屁话：我们不太了解近日围绕茅于轼风波的细节（不了解你评个屁啊），从常理讲，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废话嘛）。当然，我们无从确认茅所称受“电话骚扰和威胁”的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程度（不确认你评个屁啊）。茅不是普通学者，身份复杂的多（这个是确认的？）”

左边的@司马南确实比昨天的心情好了些：“@胡锡进的弯弯儿绕讲的很有水平。立场鲜明，讲话委婉，誓把‘委约风格’进行到底。环球时报评论的这种艰苦探索，很多人并不买账。茅于轼及其拥趸者定会跳出来大力反对之。”

的确，单仁平一出，今天又有右派支持者在嘲讽“球报出来叼飞盘”。正如@任志强所言，在他们看来，“这几天有许多反对茅老师的行动与语言。更有许多故意扭曲事实的谣言。甚至怀疑茅老师做过大量公益的事情。没认真读过茅老师书的人，至少也应从网上，微博上查查茅老师都做过些什么。别总生活在谣言之中。别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荣剑2013今晨亦为“左右的国民待遇大不一样”而感到焦虑：“毛左聚众上街举横幅喊口号没事，甚至打砸抢烧，把事闹大了才有人出来收十。而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公民上街照个相，却被控以非法聚会。区别对待无疑进一步加剧国民内部的分离和冲突。任何国家均有左中右，解决分歧冲突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宪政，支一派打一派无异于火中取栗。”

可是，毛左也在抱怨“待遇大不一样”。在他们看来，茅于轼能够公开发布那些“反党”言论，在社会主义中国就已经是咄咄怪事，更何谈沈阳警察当初带走的是“自己人”。并且，在本轮风波中，这些思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们，得到了一个新朋友——杨禹。

这位拥有央视身份的评论员，上周五下午贴出一本以茅于轼为封面的书，在微博上留言：“我有一个焦虑是：为什么您那些反马克思、反毛泽东、反宪法、反对保卫钓鱼岛的声音，可以堂而皇之四散传播？”

从利益的角度，知识阶层除了继续艰苦卓绝的启蒙工作，也许还应该反省，自己是否曾经在掠夺底层民众利益的问题上，有意无意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帮凶？中国以往的一些重大改革中，部分学者片面追求‘交易成本最低’而忽视了社会公正，在其理论指引下，底层民众成了改革代价的最大承受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放弃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否则知识分子偏离公正一分，自己的观念的力量就削弱一分，而他者的观念的力量则一定会增进一分。”

来源：FT中文网作者：徐达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