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建政初期就开始对在苏华侨进行打击和限制
苏联成立之时境内有数十万华商和华工
苏联建立之时，在其远东地区定居的华侨大概有15-20万人，主要为商人和劳工。华商多为做小生意的、开洗衣房的，也有做面包、针织品和皮包等生意的，他们在远东地区非常活跃，据统计，在远东城市的全部业主当中，中国人占37%。而华工则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如装卸工、搬运工、矿工、制革工和食品业工人等。此外每年还会有7.5万到20万季节性劳工在春季进入苏联境内工作，冬季带着工钱返回中国。苏联建立初期的国内战争造成华侨人数锐减，1926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革命风暴和内战结束以后，有10万中国人继续留在苏联，其中大部分（7万多）集中在远东地区”。
1920年代苏联的集体化对在苏华商造成了严重冲击
刚开始，苏联革命并没有对这些人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但随着苏联激进集体化措施的推行，旅苏华人中的企业主、商人、地主、富农群体开始受到冲击，他们被当作“剥削阶级”，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回国，或者与苏联人一样被发配到偏远地区，其财产全部被苏联当局没收。据当时中国领事的文献记载，“他们被指控走私、藏匿武器、非法越境、出售鸦片、从事间谍活动等等。苏联司法部门经常不对案件进行侦察和审判，有时干脆没有任何指控就进行处理。”同时，伴随着这些侨民的被捕被驱逐，由这些侨民组成的各种商会、民族协会等组织也被苏联当局取缔了，所有这些团体的代表、副代表和董事会的许多成员遭到逮捕和审讯，这些组织的文件、金钱和财产同样被没收。
中国领事馆抗议苏联当局欺侮华商，对方虽有收敛但仍扣押大批华商
眼见华侨受此欺侮，驻苏中国外交官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他们很快向苏联当局提出抗议并努力营救被捕华侨，中共政府的介入虽然成效不大，但华侨被镇压的程度毕竟还是有所缓和。据1927年10月来自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领事通报说：“苏维埃政权根据自己的经济政策严厉地对待中国商人。在这里逮捕了他们并按照莫斯科政治局的决定将他们流放到了荒野地区，流放到了纳雷姆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按中方的请求，法庭重审了他们的案情后，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用驱逐出境代替了流放。”之后，被捕的一些华侨被释放了，财产（除武器外）和钱也退还了。但仍有很多人被继续扣押，仅据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领事1928年通报当地的情况说：“至今被逮捕的中国人中关监牢的有360人，在警察局有86人，被边防军扣押的有120人。没收商品共计8万元，这里经抗议后归还物主的未计入内。”
此外，苏联当局还采取措施要将华工“挤压出边区”
华商的日子不好过，在苏华工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与对华商的阶级敌视不同的是，苏联在考虑华工问题时更在乎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面对大批季节性华工常年穿梭于中苏边境，远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仅“无法对这种游民运动的规模提供任何情况”，而且觉得华工以工资和贸易利润形式携带大量资金出境是对苏联经济的损害。在1927年在第二届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抱怨说：“关于无护照者在我们这里是个大问题，每天都有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越境跑过来，按我们的法律，我们很难同他们斗争，很难控制这些蜂拥而至的无护照的中国人。他们来到我们这儿，不问任何人就在城里和区里安营扎寨，不经任何允许就从事农活，按照苏维埃法我们又不能将他们赶走或送去劳改……这些外国人当中还有许多刑事犯罪分子，如果今天将他送回国，那么明天他又会出现在这里，没完。换句话说，我认为惩罚措施太软。……如果那个或另外的外国人未持护照，随心所欲来到我国领土上，那么应按管理条件将其遣送出境。”
面对这种情况，1926年1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土”。会议认为，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流入是“严重的危险”，因此对远东地区的华人要实行将其“挤压出边区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完善证件管理制度，加强边界警戒等。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非常严厉的，以至于苏联人自己都感觉有些过火，据第三届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称：“我们的法庭对待中国人并非永远像对待俄国人那样一致。可以举出一连串的例子，当我们的无产阶级法庭，在判处犯了与俄罗斯罪犯同级罪的中国人时，要比俄罗斯人重得多。”
20年代末期中苏交恶，苏联对华侨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苏关系受蒋介石“清党”反共和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迅速恶化，这导致本就处境尴尬的华侨生存更加艰难。1928年1月，蒋介石转向反共后，中国驻尼古拉-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领事通知北京：“自从共产党人被从南方赶出后，苏方对待当地中国人的态度更加恶劣了，去年12月在我市许多中国商人被捕。”之后中国外交代表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苏方回答说：“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嫌疑犯甚至有秘密派来的特务，我们不得不实行逮捕。”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华侨更是被敌视，据当时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师哲回忆说：“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是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人……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政府对旅苏华人从业加以各种限制，使他们难以立足，纷纷返回国内。到1931、1932年时，全苏联华侨比多的时候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在西伯利亚务工的中国建筑工人“大清洗”运动使苏联华侨遭遇毁灭性打击
“九一八”后，为防止日本间谍渗透，苏联开始将中国人迁出远东地区
就在在苏华侨处境不断恶化之际，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随之逼近苏联边界。1932年，日本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而那些来往中苏边境的季节性华工瞬间成了伪“满洲国”的国民。日本的这一系列扩张措施让苏联倍感威胁并很快做出反应：一方面开始在远东修建防御工事区域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日本间谍的渗透和中国人借苏联的领土反日，苏联当局开始加大力度限制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越境流动。
为了防止日本奸细，苏联当局在远东地区开始清除一切可能与日本和伪“满洲国”有关系的人员，许多中国人被怀疑可能是日本特务，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其中多数人被迁往中亚，而另一些人则以“间谍嫌疑”、“走私犯”、“越境犯”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劳动营。为防止中国人利用苏联抗日，一些被迫撤到苏联境内的中国抗日战士也成了被怀疑和逮捕的对象。比如后来成为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姚艮就是1932年8月去苏联给抗日义勇军筹备军火时，被苏联保安部门以“日本间谍”罪名逮捕入狱并送劳动营的，据他回忆劳改营的生活说：“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国‘泽克’（俄文罪犯的谐音）以及苏联上千名劳改犯被送往远东黑龙江下游。由于劳动地区的偏僻和艰苦，无需特别看管，那些‘泽克’们是很难逃跑的……1936年7月，所有的中国人又被棚车装运到巴勒哈什北边的矛音特车站铁路工地，修筑卡里甘达-巴勒哈什湖铁路。在押解途中经过沙漠干旱地区，曾连续在三天的高温中没有喝到水，饱受干渴的折磨。修路工程完成后，中国“泽克”被装进带锁的棚车，由内务部押解部队押送，到北极之城瓦尔士特集中营。在那里我当了矿工，深入地下挖煤。……几年来在劳动营中，我经历多次九死一生的灾难。在北极劳动营当矿工，深入地下上百米采挖煤矿时，矿井突然冒水，我和几位中国‘泽克’埋在地下九天才被营救出来。此外，在劳动营和押解转递过程中，还常常会发生俄国流氓抢劫和殴打中国人的事，此时也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拼死去和他们打斗。这一切总算过去了，万幸地活着出来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记得那些葬身异国的同胞呢？……1938年4月，我乘火车抵达边境。在出关时，我再次受到苏联边防人员满怀敌意的盘查和嘲讽，仍然被当作了间谍，只不过是劳改了五年三个月，如今被释放了而己。”由此可见，当时被逮捕的中国人还是有不少的，而且这些人在劳动营经历了种种非人的待遇。
而随着远东局势越来越紧张，苏联对日本间谍的行动也越来越敏感，进而对中国人也更加不信任。1937年4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关于日本谋报机关在苏联远东活动的文章，文章称被日本秘密局派到那里的中国和朝鲜族特务“伪装成这个区的当地人”。随后，当时海参崴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通报称：“在朝鲜与中国的劳动群众里，钻入了不少极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那里进行自己的工作。”有此判断必有所行动，从1937年开始，苏联当局决定将中国和朝鲜人从远东迁移出去，其中有8千中国人和18万朝鲜人被迁往了苏联西部，此外还有1.1万中国人和2500名朝鲜人被逮捕。这部分华人和一些中俄混血人后来多数被遣返回中国新疆，据估计，在1932-1937年中，经伊犁回国的中国侨民有9000余人，经塔城回国的有10000余人。
苏联“大清洗”期间有很多华侨被逮捕、杀害和驱逐出境
如果说1930年代初期苏联对华侨的措施还算“温柔”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清洗”对华侨而言几乎就是灭顶之灾。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苏联当局把还留在远东的华侨当作“反革命民族分子”和“有害分子”，把他们逮捕、杀害或发配到西伯利亚高寒地带去服苦役，以至于像海参崴这样曾是华侨聚集的地方，最后竟然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据当时在莫斯科被捕后来在劳改营服役的中共党员马员生回忆说：“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库特去……从谈活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及其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迁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亚细亚地区，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有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等。他们都是侨居在海参崴及附近的人。……范文，山东掖县人，原在海参崴做生意，他被判刑期八年，是社会有害分子。”另据一位在苏联解体后去外兴安岭的黄佳介绍说：“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1938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8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5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3人。”此外，还有很多中国人被杀害，据俄罗斯2010年的消息，俄方志愿者在挖掘政治大清洗牺牲者尸骨过程中发现了中国人的遗骸，初步推断这些中国人是在1937年清洗治安混乱街区过程中被杀的。
除了“有害分子”之外，“大清洗”中最常用的罪名便是上面提到的“日本间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被怀疑是“日本间谍”，据马员生回忆说：“有两个中国女犯人，二十多岁，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都是1937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1938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劳动改造五年。……一个山东老头，五十多岁的郭金玉。他自称从山东出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里做工，上山，后来漂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劳动改造八年。……还有个奉天人，原是学生，后来参加了抗日，因想逃脱日本人的压迫，跑到苏联，被判侦探罪十五年。”还有中共党员李正文、吴先清（女）等5名中国人，也是在1937年被以“日本间谍嫌疑”罪名逮捕，之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劳改营服役，在严寒下从事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超乎体力的劳动。后来吴先清等先后在劳改营里惨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难友姚艮全力帮助，恐怕也必死无疑。更有甚者，有中国边民前往苏联境内城镇购买日用物品，也被安上“日本间谍”的罪名逮捕判刑。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罪名被安置到华侨头上，据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回忆说：“我们出版社的两个中国同志，其中一个因为编辑了一本“有明显托派思想”的书，被投入了监狱，就再也没有出来。另外一个在‘肃反’扩大化时期被捕，最后惨死在苏联监狱中。”甚至有人到死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比如中国的左翼戏剧家朱穰丞，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他曾在‘莫斯科小剧院’当过助理导演。1936年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失踪。从此就和国内（包括他的妻子）断绝了消息……全国解放后，他在德国结婚的一位德籍夫人到上海来找我，对我说朱穰丞1936年离开莫斯科后，她一直认为他已经回到中国，担任秘密工作。到1955年，袁牧之才含着眼泪告诉我，朱穰丞在1936年苏联肃反时失踪，肯定已不在人间。”朱穰丞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讲不清，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9年，由于其家属要求调查此事，苏联才发来了平反书。
就这样，经过“大清洗”，远东地区的华人社区被彻底扫荡一空。可以确定的是：到20世纪40年代，远东地区基本已经没有中国人了。
内部的相互倾轧也让不少自己人受害 有不少中共党员
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受害者中有不少中共党员，特别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中国留学生。据张惠卿介绍李正文的情况时提到：“在劳改营里，李正文见到了不少中国政治劳改犯。一位叫张北的东方大学学生告诉李，他被特别会议判了八年刑，并说莫斯科东方大学绝大多数学生都被捕了。李还碰到了被特别会议判刑二十年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成员陈郁同志。据陈告诉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别会议秘密判刑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不等，现在都分别在几个劳改营里服役。”
而这些被“清洗”的中共党员中，有很多人是被自己人迫害的。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王明、康生等人时，王明在斯大林面前告了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一状。斯大林立即下令查办，不久周达文、董亦湘在伯力被捕，俞秀松在新疆遭到逮捕并遣送到苏联。之后，王明又发文章诬蔑三人反动、反共，说“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本的奸细，列举他们托派的所谓种种罪行”。据此苏联《真理报》也刊登文章指责三人是托洛茨基分子。随着苏联肃反运动中的“大清洗”，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58年，由于董亦湘在苏联的妻子申诉，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予以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俞秀松、周达文等也相继得到了平反。
另据李正文回忆，他被逮捕也是自己人害的：“我们中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除了王明、康生等一小撮专门诬陷别人的坏蛋，因诬陷有功没被捕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捕了。据我记得，有李立三、陈郁、郭绍堂等，还有中山大学的全体中国学生，如苏飞、王千、张北等。在麻拉霍夫卡国际招待所和我住在一起的四男二女，除了一个女的王明分子每月写一次诬陷报告而受到奖励外，其他五人，先后都被捕。我和吴先清同时最后被捕。那位女王明分子的诬陷信，被我们抓住过一次。其中就有写我的。”
50年代中国外交人员曾接到受难华侨求助，但“为了中苏友好大局，无法救助他们”
华侨被捕后，经历过北极地区残酷的流放、战后能够返回原住地的幸存者寥寥无几。即便那些幸存者也没有逃过劫难，据李随安引述一位50年代赤塔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回忆说：“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他曾接待过一些遭受过苦难的华侨，听过他们含泪的诉说。与那些被枪毙和被驱赶到偏远地区的中国人相比。这一部分华人属于‘幸运’的一类——超强度的劳动，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之所以得到苏联当局的‘关照’，是因为他们有一门技术或专长。他们被打发到集体农庄后，不知怎么的就欠下了这个农庄一大笔钱。他们一年到头地干着没完没了的活儿，但就是还不清这笔债；还不清债，就休想离开这个农庄。集体农庄的头头们把他们盯得死死的，想跑也很难。再说，在苏维埃的统治下，所有的农庄都一样，跑到另一个农庄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幸运’的华人华侨被苏联当局变成了现代的农奴。他遗憾地说：为了当时中苏友好的大局，他作为中国外交人员无法救助他们。”
当年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战士，后来很多人也被逮捕。参考资料：【俄】拉林著，阎国栋译《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刘涛、卜君哲《俄罗斯远东开发与华人华侨（1860-1941年）》；【俄】拉林《华侨在苏联》；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姚艮《风雨人生八十年》；布盖、瓦达：《驱逐“俄罗斯”朝鲜人史略》，《人民友谊》1992年第7期；马员生《旅苏纪事》，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李随安《评<中国人在俄罗斯>兼论其他》；王旭烽《神秘的红色女间谍——吴先清·紫罗兰》；李莎，李英男，姜涛著《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夏衍著《懒寻旧梦录》；孔海珠著《左翼·上海：1934-1936》；张惠卿《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李正文《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赵俊亚《旅俄华人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