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齐心是习仲勋的夫人，河北高阳人，1926年出生。1939年，齐心随姐姐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此后到延安学习。1943年，她在绥德师范做学生工作时，与习仲勋相识，次年结婚。
齐心曾经自述婚姻往事：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这年冬天，就在习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我的“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齐云亲自送到抗大一分校(当时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女生队学习，半年后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我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
我要求学习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43年春天来到绥师。1943年8月14日入党，因在1939年夏季反扫荡运动中表现勇敢、坚定，尽管不够年龄，组织上还是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8岁才能入党)，40年秋季反扫荡后，我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婚礼上，我和仲勋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职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了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同志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仲勋同志为了照顾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我们的小女儿安安是靠吃奶粉长大的。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同志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同志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同志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同志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同志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爸爸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我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同志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同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
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丛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