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曾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来外侮，是必然的。反转过来说：祇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样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急，那末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注13)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说明了遭受内外夹攻的处境，以及先内后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迫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余剖视倭人之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祇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也。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证党国之时，则不作无谓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注14)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蒋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释他的政策说：“我们这次剿匪勘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祇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祇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祇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祇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注15)虽然蒋介石知道这历史的教训，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发生，终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历史的悲剧。
两种反应
弱国加上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是马上全面抵抗，还是加紧准备再抵抗，国内分成两种不同意见。主张马上抵抗者，最初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利用此爱国热情的，以所谓救国会“七君子”为代表，他们的后面便是企图乘此夺取权力的中共。主张加紧准备，以暂时的妥协换取时间，因而拥护国民政府基本政策的，则以胡适等著名知识份子办的《独立评论》为代表。
早就蓄意侵略中国的日本，看到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确存在着深刻危机，这是他们敢于发动侵略的重要原因。在1931年5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关东军侵占东北的各种方案中，《关于满蒙问题之概念》部份，曾这样看待中国的国内问题：“综观中国之现状，自辛亥革命以来二十馀年内乱相继，以此国内统一前途遥远。近时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外观虽呈向统一建设迈步之势，但国民党指导原则的三民主义亦仅为外来思想之翻版，内容空虚，不足以维系人心。目前国民政府乘各国意见不一致之机，在外交方面虽然取得若干成功，但在内政方面依然属于军阀争权时代，并无任何民主革命之势。即不能承认为人民已得幸福。随着国民会议之召开，反蒋运动正在各地兴起。通观中国四千年之历史，易姓革命相继，殆成战乱之历史……总之，不过在包含如此自治乡村之地域上冠以国家之名而已。故从一般民众的民族发展精神而言，其国家意识淡薄自属当然。”(注16)“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察觉。”日本军人没有看见中国社会蕴藏甚深的民族情绪，而开始其鲁莽的侵略行为，终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九一八”刚刚发生，全国就沸腾了，以学生为最。9月20日，全国三十个主要大学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国会”，推出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北平以北大、清华为中心。北大学生会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报说：“事机迫切，亡国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普遍进行军事训练，东北学生还组织敢死队。9月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学学生为主的四千多学生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见时，殴辱部长，致使王部长在30日辞职。全国各界也起来了，上海在9月24日有三万多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北平各界于9月28日在天安门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对日宣战，抵制日货。南京各界也在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万人为国哭号。10月初，学生运动及全民的爱国运动遍及全国。这激情的运动发展到后来，连代表国民政府接见他们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殴打受伤。民众的抗日热情，是抗战致胜的基础，“九一八”以后两三年，经过引导，民众的热情基本纳入理性的轨道，成为侵略者不可摧毁的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
但是高昂的爱国情绪如果继续非理性地发展，则为潜伏的中共地下党重新活动创造了方便的环境，他们就躲在爱国的群众运动后面鼓噪。后来在西安事变前后起了重要作用的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等人早在“九一八”后的9月27日，就出现在东北人示威游行的行列之中，不动声色地把矛头引导向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书籍中，曾这样总结抗日群众运动道：“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注17)中共成功地、巧妙地左右了部份爱国运动，在民族危机时为其一党夺取政权的私利服务，其中以所谓沈钧儒等“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为代表。
“七君子”与马相伯等人合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年的活动和准备，1935年10月27日在上海西藏路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声称反对与日本作任何妥协，要求立即全面抗战。第二次宣言中，公开提出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一切内战，共赴国难等进一步主张。救国会的分会遍及全国各个大城市，逐渐左右了社会的舆论导向。同时，他们拒绝国民政府对救国会的指导，把矛头处处对准执政者。在战争时期，任何企图分散领导中心的做法，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国民政府知道他们后面的政治力量及其企图心，于是在11月23日逮捕了他们，并押解到苏州看守所。
这一碰，“七君子”就成了英雄，其声名流传至今;而国民政府的“卖国”和“不抵抗”，也几乎在大陆成为定论。但是如今在为了表彰他们的传记中，终于把他们背后的中国共产党也一起公开了出来。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对北洋军阀的艰难抗争，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潮流，祇要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汇合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中。但是“七君子”之首的政治人物沈钧儒，从来在其外;早在北伐军抵达杭州时，沈就因为与共产党关系太密切而被捕;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的英勇抵抗，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展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伤亡总数14，801人，其中官佐919人，士兵13882人)，日本能够立即灭亡中国的神话破产(伤亡总数3184人)(注18)，也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而停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弱国需要准备。热情的学生不理解属于正常，但是老谋深算的沈钧儒等作为各界团体代表反对停战协定，由他带头起草的宣言公开主张：“(一)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不能分别解决;(二)日本军队应先撤回国内，然后开始谈判;(三)对日应武力抵抗到底。……不料政府一面阳言长期抵抗，一面阴行屈辱乞和，以冀保存势力，巩固政权，遂有上海停战协定之成立。”还说“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认，宣告无效，而对于政府此种措施，亦不能不依严正方法，课其责任，一面由民众方面尽其所能，加紧实际抗日工作，不达日军完全退出我国领土，我国行政权力完全恢复，决不中止。”(注19)
顾国力的高调给他带来了爱国的声誉，却损伤了政府;沈一直这样主张抗日不作任何妥协，名气越来越大。但是现在清楚知道，他的后面是中国共产党，他祇是前台的代言人。以上的书籍中还记载：1932年，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他公开赴南京营救共产党人陈庚等。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找到了章乃器，向他们转达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7月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他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极力污蔑国民政府不抗战的工具而已。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章乃器也是如此：“章乃器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朋友。早在‘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六千圆钜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全部转移，结清帐户。……章乃器的三弟郁奄，大革命失败后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祕密工作。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钞票，充作党的经费。此外，共产国际由国外运来的外币，也曾通过章乃器兑换成国内货币。”“冯(雪峰)于同年6月奉党中央之命赴香港，与从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等取得联系。潘汉年等与当时在港办《生活日报》的邹韬奋及赴美途经香港的陶行知等共同商讨，起草了一份有关‘团结御侮’的文件初稿。潘汉年、邹韬奋为此专程赴上海，经与沈钧儒、章乃器反复讨论，胡愈之参加修改，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定稿。……于7月15日发表在《生活知识》半月刊上。……毛泽东主席于8月10日发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君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对这一文件和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宣言、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注20)救国会本身就是由共产党操作领导的外围组织，再由共产党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后由毛泽东发电报来祝贺。这台前台后的戏都是共产党编剧兼导演，祇是演员是“七君子”，观众是容易上当的老百姓，一边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牢牢扣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头上，一边却利用所谓宣传抗日来恢复和发展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十多年后，共产党取得政权，大陆的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于是，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便成了固定的历史名词，成了历史的“定论”。
不过，当时还有理性的声音，这声音由于政治的变换而被埋没了，这就是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所代表的若干主张。《独立评论》的编者和作者大都是海外留学归国者。这个作者群体是一批自由主义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他们经常批评政府，也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主义。他们并不是从“九一八”起就拥护政府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在1933年3月初热河失守和英勇的长城抗战之后。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张学良的部属，极为腐化，不顾命令，把鸦片财物等匆忙运走以后，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退，而占领承德的日军祇有一百二十八人，热河失守，北平、天津就难以保卫，所以引起了全国老百姓的非常愤怒，蒋介石立即于回北方的途中，在郑州公开承认责任。但是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完全是以大刀和血肉之躯，阻挡了现代化日军的进攻，官兵们的献身精神，也震惊了全国。
面对战场的胜败，这一批眼光比较长远宽广、又没有党派利益的学者们，在思考着抵御之道。
几天以后，3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上以《全国震惊以后》为题议论国事，讨论教训，主张“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他认为大溃败的原因是：“(1)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2)军官的贪污墯落。”“(3)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4)张学良应负绝大责任。”“(5)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责任。”(按：以下凡是《独立评论》都写明期刊号数，不另外作注释)胡适沉痛地写道：“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蔑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武备;不肯拚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这个迷梦，今日应该醒醒了!……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贫到这样地步，鸦片白面害到这样地步，贪污到这样地步，人民愚昧到认为最高官吏至今祗要念经诵咒就可以救国的地步，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这个现代世界的。二千五百年前，一个哲人曾说：‘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我们今天的最大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才不辜负这十八个月(也许更长)的惨痛教训。除此一条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别的什么自救的路子。”读一读这理性沉痛的总结，再对比一下“七君子”用舆论逼迫国民政府立即抗战的主张，真是令人不胜感叹。“七君子”留名至今，而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中，竟指名这些文章是“卖国”(见195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胡适在抗日战争前夕是如何媚外和帮凶的》)。
胡适接着又在《独立评论》四十四号上以《我们可以再等五十年》为题说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一点信心;没有一点信心，我们是受不起大牺牲的。……1914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在《独立评论》上，还有其它作者的文章，都进一步阐述了要加强准备战争的观点。
在《独立评论》第三十七号上，丁文江以《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为题著文，关于装备财政问题他写道：“对日宣战，能够发生效能罢?我们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训练，我暂且不提。单就物质上讲，我们没有宣战的可能。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军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公厘的野砲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砲、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十万。欧战和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近代的战争是最残酷的，是不限于战斗员的。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人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砲台都是四十年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砲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作战不但要兵器，而且还要钱。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时候不过六万万多。其中一半以上是内外债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事件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饷项也就没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占领上海，封锁我们江海港岸，中央的财政立刻要破产。以上的事实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议现在出兵收复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为情感支配，不免自己来欺骗自己。”
蒋廷黻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他在第四十三号上著文说：“目前论中国的内情及国际形势，我们都谈不到收复失地。目前我们的工作惟有在国内造成收复失地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上造成收复失地可能的势力。”有关他的传记中，在“对日和战问题”方面写道：“‘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立即对日抗战之言论甚嚣尘上。蒋廷黻则以为：‘绝不可轻言战争，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止一流强权之侵略。’‘现在急务不在继续战争，而在内部充实。’‘我们民族的出路在建设。’廷黻很早就看出日本侵华战争注定失败，故有谓：‘日本军人除为日本民族预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者，日本之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之胜利。’时‘七七’事变尚未发生，中日和战尚未分晓，廷黻竟有如此远见。”(注21)
战争的准备还不能公开的进行，怕刺激日本军人提前侵略行动。1996年兰州大学出版的翁文颢的传记记载，在南京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备战，连牌子都不敢挂，可见弱国备战的艰辛：“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元巷二号。由于它是个祕密机关，门口不挂牌子，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称‘南京三元巷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祕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圆，作活动经费。蒋介石给国防设计委员会指定的任务是：一、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设计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项;三、筹划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注22)那时候，整天叫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有夹击国民政府军队的行为，在后方破坏政府抗战措施以外，可曾对日本军队放过一枪?可曾做过任何一点踏踏实实的抗日备战工作?
主张加紧准备，暂时不顷全力抵抗，边交涉、边安内、边建设，延缓日军全面侵略的时间，以便作最好的抵抗，是真抵抗;主张立即全面抵抗，不妥协、不谈判、不退让，其实是中国共产党要从中谋私利，是不利于全民抗战的真不抵抗。
突然的转折
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具，因此停止了“攘外先安内”这一接近完成的政策。这停止，使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应验了蒋介石关于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的预见。
但是国民政府已经非常有效地争取到了时间，作了大量的战争准备：
政治方面：分立的以广州为中心的西南国民政府和新国民党完全取消，其成员都到中央担任职务，协助蒋介石工作。其标志就是1935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达到了自北伐统一以来从来未有的大团结。
军事方面：几乎所有的军人都统一到了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面，起码都不敢公开为私利了，这是后来抗日军事上能够打若干胜仗的基本条件。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贯在剿共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南方军队，已赞成“攘外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派兵到达河南，共有超过六十万的军队，已经形成对陕北的包围圈，准备一举歼灭红军，再全面抵抗日本。祇是恰恰在此时，西安事变发生了。而且史料显示，蒋介石以为在陆军方面必须训练六十个现代化师，才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由于西安事变而提前爆发全面战争时，祇完成了二十个师的训练和装备。
财政方面，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36年曾以《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为题目，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建设的进步和战争准备，以下仅仅摘录第三部份《金融币制之整理统一》中的小段，来说明“安内”的部份成绩：其一是把中央银行建立成为真正的中央储备银行：“自十七年至最近止，呈财政部核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之银行共达167家，23年(按：即1934年)7月政府公布储蓄银行法，规定各银行至少应有储蓄存款总额四分之一相当于政府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确实之资产，交存中央银行特设之保管库，为偿还储蓄存款之担保……现在又将中央银行实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造成真正唯一之中央银行。”还统一币制，设立造币厂，“乃于24年11月4日断然行使法币政策”(注23)。这才有了抗战的财政基础。
在各项准备工作大见成效，但是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当蒋委员长从西安返回的时候，全国出现了难以想像的自发的欢腾场面，这有其深刻的意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终于建立在人心之上了，这是备战最重要的成效。上下一致，是打败日本的基本条件。但是，“攘外先安内”的国策没有完成就被迫投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能够借抗战为名，获得了代替中华民国的历史机会和基本条件。这历史性的转折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情况，已经用数千万中国人的鲜血，写在了历史的屝页之上。
注释：
1、《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四十周年学术论文》第87页，联合报社出版，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台北。
2、《中共史论》第二册第294-295页，郭华伦编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集第100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独立评论》第41号，《全国震惊以后》，胡适著，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201-202页，朱羲农文：《十年来的中国农业》，龙门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国近代史》第945页，著者兼发行人：李方晨，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台北。
7、《独立评论》选集第二册第15-16页，蒋廷黻文。长桥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53-35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七十年，台北。
9、《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47页。
10、《独立评论》第45页。
11、《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抗日战争》第一卷第559页，章伯峰、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4页，古屋奎二编著，中央日报社出版，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14、《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20页。
15、《戏说西安事变》第97-98页，王禹廷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台北。
16、同注释12，《抗日战争》第75-76页。
17、《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174-175页，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北京。
18、同注释第12，《抗日战争》第356页。
19、《七君子传》第42页，周天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20、同注释19，《七君子传》第186、197页。
21、《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四期》第262页，国史馆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22、《翁文颢》第109页，李学通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23、同注释5，《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