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会议首次记者会上，提出关于周永康的“敏感问题”的是香港记者。
中国《环球时报》3日社评题为《单仁平：提敏感问题为何是境外记者的“特权”》，挑战中国官方记者会上一个由来已久的内外有别现象，并把这种“不公”提到有损官媒公信力、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高度。
公开挑战由来已久的不成文的惯例，这在宣传部门密切监控的媒体较罕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告诉BBC中文网，这未必传递了什么信息，但确实反映了一种趋势，即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提高，“类似的呼声会更高，更尖锐”。
“不公平”
引发“特权”之说的是3月1日全国政协会议首次记者会上，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提了周永康这个“敏感”问题。文章说，这样一来，两会就凸现了国内记者和“境外特别是西方记者”之间的强弱差距，后者显得客观，“更像记者”，国内记者“弱势”暴露无遗。
文章称这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困局”，虽然其背后有“强大的国内真实理由”，但这么做方便了有关部门的工作，“却伤及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而“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这种公信力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是多么重要。”
文章被其他网站转载;读者评论中不乏称赞和支持者，并借此呼吁中国加快新闻立法，也有人骂作者“吃里扒外”，替西方吹喇叭。
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下属单位，《环球时报》通常被等同于中国主流媒体，即官办媒体，体现官方口径，传递官方声音;也有意见认为它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有骑墙派之嫌。该报社评文章出自单仁平(笔名)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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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
何为敏感话题?对谁敏感?何时“脱敏”?新闻语境下的“敏感问题”可以让人联想到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相关问题;黑白分明地界定“敏感”并不容易，很多情况下也没有明文规定，但现实操作中它又确实存在。
在中国，敏感新闻话题往往是民间传言纷纷而官方没有说法的话题。一旦官方有了定论，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通常就会下降，比如薄熙来案在官方正式宣布前早就是民间热议的“敏感话题”。
喻国明认为，敏感问题确实没有固定的、正式的定义;大致而言就是不宜在公共场合公开言说、讨论的话题，或者公开提出会让官员为难、难堪的话题。
由于没有明文规定，“无据可循”，出于各种政治、个人或其他因素的考虑，接受党的领导的官办媒体和市场化、按商业模式运营的非主流网媒各有各的“敏感”底线。
人民网借人大、政协全国会议召开之际敦促人民代表直言，却招来崔永元反唇相讥：我敢说，你敢发吗?
游戏规则
在中国，一个问题可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领导难堪，或令发言人“不好回答”，从而成为敏感话题;也正因如此，“敏感”变得难以捉摸。
喻国明说，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一部具体、明确、清晰的规则，让媒体业者明白可与不可之间的界线。
中国的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区分不同于西方;基本上主流即是官方媒体，包括党和政府拥有并管理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及其运营的网站，非主流就是非官方的网媒或自媒体。
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媒体，都受到严密的新闻监控和审查;制定新闻法的呼声响了多年仍未果。
喻国明表示，既使因为中国国情现状，有一些禁区、规限，人们也会理解;但过渡阶段，至少应该有一种虽不尽完善但能发挥作用的机制，使媒体、政府、公众有同样的游戏规则可遵循。
环球网上一位读者给单仁平的留言是：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尽快出台。
公信力
敏感问题通常属于新闻性最强、最抢眼球、最走红、最抢手类话题。在中国官员召开的记者会上，中国记者不提中国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而境外记者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得到这个出风头的机会，自然显得职业、高素质。这可能使素质未必差、内心未必不想提这敏感问题的中国记者编辑窝火郁闷。
但中国官媒的公信力，却不是在记者会上提了敏感问题就提高，未提就削弱的。
一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网友”评论单仁平文章说：“现在感觉‘主流’媒体不是一般的弱势--少有人信,陷入了自言自语的地步。理念不更新，走下坡路也是难免。”
喻国明认为，官媒的声音代表中国声音，这显然已经过时;中国的主流声音应该是支持者社会运行的所有群体的声音通过一种有效机制得出的“最大公约数”。
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担当着为社会和民众监督政府、企业的角色，媒体的公信力对它的存亡至关重要，而其公信力的基础要素中包括客观、公正;受法律保护的媒体独立、新闻自由，是客观公正的保障。
媒体是否独立、多元化程度多高，也因此而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一位“环球山东省青岛市网友”留言说，“这也是中国媒体打国际舆论战打不过西方媒体的原因，中国媒体的表现方式太官方化，受官方控制太严重，不敢公开批评某个最高领导，而西方媒体就敢……因此中国媒体公信力太差，而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