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优在於「法律至上」
本文标题选取的是鄙人之犬子两岁时录音中的一句童谣，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他从哪里学来的这段童谣，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轻声慢语地说起「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之後，忽然大幅度提高音量，十几次声嘶力竭地反复强调这一句，我猜他是在表达一种焦急不安并提醒大人高度关注的紧张情绪。虽然二十多年过去，当我们夫妇闲暇时回放这段录音，依然会忍俊不止。
官员贪腐古来有之，虽偶遇明君尝用重典惩之亦不能绝迹，是可谓古今官场难以根治之顽疾。时有饱读诗书者曰：若以理晓之，以德昭之，以禄稳之，以规束之，以刑惩之，数招并用，或可奏效。然远至二千年前，近至数十年未曾得闻贪腐绝迹甚或收敛。何者至此?人性与制度伴生互动且相辅相成，人之贪欲本性随权力过度集中而膨胀肆虐，且因欺善纵恶之制度助其势而愈加猖獗。
读者诸君阅读至此或以为鄙人欲图为贪腐行为辩解，非也。鄙人之意在乎治本而非治标。既然人人或有贪欲，且人之本性使然，难以依靠个人之道德修养而自觉自律。故制度设计之初须重在防范和约束权力本身(即checking balance──权力制衡)，尤其是监督和制约位高权重者，不可想当然置其於道德高地而免除监督，纵然他乃坦荡君子也应如小人一般予以防范约束。
制度之优在於「法律至上」，而非「权力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事论事，不讲情面。不论身份背景，不搞山头地域。当今执政者既自信於自家制度之优越，何不量之用之?与文明世界各种制度进行比较博弈，优劣自然可判。
严惩「大老虎」空喊成笑谈
窃以为制度与人性及其人类行为存在显着之互动影响关系，举一例说明：有西人白肤黄发长住北京者，初到时中规中矩，礼貌有加，常在北大西门外马路红灯前踌蹰良久而不敢逾越;几番人群已过，此君仍在等待之中。数年之後，此君已轻车熟路，入乡随俗，闯红灯亦不觉羞愧，争上巴士时则左推右撞，争抢力度不输黄肤华人。及至该君回国定居时，其友视其举动颇有皱眉难忍之处，因告之曰：吾与汝自弱冠时相识相知，一别十余载，何至修得今日之陋习?此君大惊且窘，自此乃自觉自律，不敢再逾矩。
自习君执政以来，打击贪腐之声不绝於耳，官员骄横铺张之风似有收敛之势。或因贪腐之风肆虐已久，严惩「大老虎」之空喊已成笑谈，百姓期望日渐。偶遇「明君」痛下「含泪斩马谡」之决心，选若干「常委」级退休高官开刀，则赞誉先於实绩而广传天下。时至今日，已失虎威之「归隐大老虎」仍千呼万唤，难现真容。这盘棋的确下得有点大，耗时足够长。
百姓不惑，自然知道打「大老虎」尤为不易，且代价非凡。往往打不到真的「大老虎」，却先把家猫、野猫、狸猫、熊猫等类似动物误打或滥打一大片，甚至就像童谣里所说的那样连松鼠都被当作「大老虎」打了，最後很可能并没有真正打倒大老虎，而只是受了一点惊吓而已。就连官方发言人在此本应理直气壮的议题上却佯装轻松，实则避讳莫深，只用一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而加以搪塞应付，实在没有开明执政者的气度和胸怀。为尊者讳，是古代官场和民间的惯例，然而为指定罪犯(实际上已预先被认定有罪者)避讳，则是官方早已应当卸除的包袱。
国内某君甘愿扮演「布谷鸟」之角色，早早预报「反腐要动真格的了」!民间流传已广的「电力大老虎」、「金融大老虎」、「电信大老虎」什麽时候打啊?难道每年两会期间透露一点对「退休大老虎」的党内处理决定，就算是反腐败的重大举措?把承诺了二十年至今都未兑现的所谓「改革举措」(例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利率市场化、提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具体时间表)完成若干项，就称为「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坚战」的丰硕成果，怪不得「伟光正」组织年年都能取得「辉煌业绩」。
对司法制度的公然挑战和破坏
如果不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不清除「设租」、「寻租」的权力关卡，腐败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执政党挂在嘴上说的「制度性反腐败」措施究竟有哪些?能否让十三亿「愚民」先了解一二?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警告党内高官：腐败泛滥有可能导致亡党亡国。窃以为，亡党不是什麽坏事，腐败的执政党下台或解体，有机会让较为健康的反对派组织成为众矢之的的执政党;而所谓「亡国」的说法则是概念不清或杞人忧天，代表着某种势力和利益的党派或政府垮台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时至今日似乎没有头脑清醒的人会认为伊拉克、埃及、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完蛋了或者亡国了，百姓会比朝鲜以及毛时代中国的国民更贫困更悲惨吗?
根治腐败应当基於初始性制度设计(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架构与「法律至上」的法治体系)以及制度性监督与防范，依靠体制内反腐(中纪委、监察部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必然是以失败告终。况且用非法的、不公开的、非人道的甚至是暴虐的手段(包括用刑和精神折磨)来反腐，也是非正义的。
对县处级以上干部，采用所谓「双规」的手段，本身就是对司法制度的公然挑战和破坏，是「人治」替代「法治」的典型做法。近年来又出现所谓「双定」的做法，与「双规」的内涵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接受审查的不是党内干部，而是所谓党外人士或非党员干部(包括非党员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非党员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以及非党员两院院士(过去曾有许多规定，把院士级别定为副部级，也因此造成大家趋之若鹜地争夺「院士」头衔)等。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的是，反腐败并非官方所说的那样复杂和困难，关键是由谁来揭露和打击腐败。官方多年来实施的一个潜规则是，只容许它们自己通过体制内的反腐败程序来调查和惩处，而这一过程往往是不公开、不透明的。体制内调查揭露的腐败面和深度也远远比不上民间反腐(主要通过当事人或知情人在网络上的揭露)的力度，近年来几乎所有社会关注的重大腐败案件都是先在网络得到披露，经过大规模传播和互动之後，才由体制内反腐机构被动地予以调查和惩处。
只要放开媒体报道，揭露腐败的涉及面和深入程度一定会呈几何级数上升，甚至有可能动摇执政党的权力根基，这或许是为什麽官方特别忌讳媒体不受官方掌控地独立报道各种腐败现象，同时也对传播此类信息的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封杀和警告的原因所在。反腐反腐，最後反到大佬们身上怎麽办?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