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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大王冼冠生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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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五反”运动中,65岁的冼冠生自杀身亡,过去一直被粉饰为病故。冼氏的经营理念是“三本”,即“本心、本领、本钱”,后两者当今的企业家大多具备,惟“本心”稀缺。冼冠生注重商业公德,创办冠生园后,提出“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的“三上”原则。他强调生产中的“三注意”:一是配料比例,二是香味分明,三是食品卫生。他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冼冠生的公德心还体现在他的社会责任感上,五卅运动前后,国内“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呼声日高,冼冠生以“食品救国”相号召,勉励同业发展民族食品工业。

三鹿集团在国人的痛骂声中垮台了,同时也将其董事长田文华永远钉在中国食品工业史的耻辱柱上。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物——近代中国食品工业的开拓者——冠生园的创办者冼冠生。

说起冠生园,今天的人们能记得的,一是早年影星胡蝶所做的著名月饼广告:“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二是近年南京冠生园(全国众多冠生园中的一家)因使用陈馅制作月饼,被曝光后企业倒闭的事件。给人的印象是成也月饼,败也月饼。其实冠生园的崛起,乃源于一种小食品——陈皮梅。

冼冠生(1887-1952)广东佛山人,原名冼柄成,幼年家贫,15岁到上海当学徒,经营小宵夜馆倒闭后,当过摊贩,曾在上海新舞台提篮叫卖自制的陈皮梅、话梅、牛肉干等广味零食,颇受大众欢迎。其中陈皮梅有生津止渴利咽之效,是他查考医书后钻研出的独门配方。名伶薛瑶卿唱哑了嗓子,服用陈皮梅后,嗓音很快恢复,于是拉艺人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一同投资,于1915年与冼氏合伙开店,并交托他主持,此即冠生园之由来。

冠生园生产糖果、糕点、月饼、罐头食品及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陈皮梅等小食品,兼营粤菜、粤菜点和广东腊味。历经十多年的开拓,冼冠生凭着勤奋与敬业,先后在南京、杭州、庐山、天津、北京等数十个城市设立分店或代销店,并开辟了冠生园农场作为生产基地,兼具休闲功能,实为现代观光农场的先祖。他引进英国、德国的先进设备,将冠生园从前店后厂的传统作坊式经营模式,改造成工业化生产、产销结合、工商一体的龙头食品企业。冠生园食品风味独特,颇受大众青睐。冼冠生到日本参观同业后,推出杏华软糖、鱼皮花生等产品,后来又创制果酱夹心糖,在我国皆属首创。冠生园“生”字商标饮誉海内外,他也被誉为民族工商业的“食品大王”。

冼氏的经营理念是“三本”,即“本心、本领、本钱”,后两者当今的企业家大多具备,惟“本心”稀缺,不妨从公德与私德两方面论之。

食品不同于一般日用品,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冼冠生注重商业公德,创办冠生园后,提出“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的“三上”原则,经营方略注重“扬己所长”、“人无我有”、“真工实料”。冠生园的火腿月饼原料,不仅使用金华火腿中的“蒋腿”,而且都用最上品的“中方”部分。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还请著名书法家写了“真工实料”的条幅,悬挂店中作为店训,同时也是对顾客的公开承诺。他强调生产中的“三注意”:一是配料比例,二是香味分明,三是食品卫生。他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主持订立制度,对车间环境、生产环节和生产人员作出严格规定,禁止使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鸡蛋须先清洗壳外污物,花生要剔除霉烂颗粒。某次一批果酱出货后有发酵变质现象,他不仅自请处分,还率公司人员到各店号登门道歉,包退包赔。

冼冠生的公德心还体现在他的社会责任感上,五卅运动前后,国内“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呼声日高,冼冠生以“食品救国”相号召,勉励同业发展民族食品工业。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冼冠生同仇敌忾,将面包、光饼、咸鱼、酱菜等食品用卡车送往前线劳军。冯玉祥将军曾以“现代弦高”的题词相赠,褒奖其爱国义举。

在私德操守上,白手起家的冼冠生同样可圈可点。作为主持公司业务的股东之一,他自奉甚俭,收入都用在发展事业,连女儿生活发生困难都无力帮助,只好借外债救急。他律己甚严,平时与职工同吃同住,每天必到工厂督导生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都先处罚自己。冼冠生以“四不”作为员工守则,即“不吹烟(鸦片)”、“不酗酒”、“不赌博”、“不讨小老婆”;而自己除了听听京戏,几乎没有个人嗜好,也从不涉足歌厅舞场。这在当时和现今的企业家中,都是凤毛麟角。

上海沦陷后,冼冠生到大后方重庆开店设厂,并先后在昆明、贵阳、泸州、成都开辟分店。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因沦陷期间股权发生变化,在董事会内遭到排挤,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内外交困加上积劳成疾,冼冠生多年的高血压引发心脏病,此后他只保留董事长名义,不再视事,冠生园也因之元气大伤。

1949年后,卧病数年的冼冠生,仍被举为上海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同时担任了上海市人代会代表。1952年“五反”运动中,65岁的冼冠生自杀身亡,过去一直被粉饰为病故。

冼氏的自杀原因,是被非法关押逼发欠薪所致。“五反”运动造成了全国的经济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饮食生意大受影响,也激化了劳资矛盾。冠生园除维持日常运转外,每月须发工资2.4亿元(旧人民币),资金周转艰难,自2月下半月起积欠员工工资,公司负债达13亿元。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被关45小时后心力交瘁,于4月21日跳楼自杀。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这种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据说只是为了证明“死要见尸”,没有潜往台湾“投敌”,以免连累家人。

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到上海调研纠偏,据同行的章乃器在日记中记载,资深老报人严鹤声在17日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提出:调查不易得真相,如冼冠生自杀,连家属都说是经理、董事会不好,没有说工人迫逼董事会、经理,又迫到董事长。这种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以政治运动干预乃至消灭市场经济的折腾,后来还重复过多次。

中国商人在漫长的商业文明历史中,形成了“管鲍家风”、“陶朱遗范”、“童叟无欺”、“真材实料”等一系列商业道德规范,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遭到批判和唾弃。80年代开始的第二轮资本原始积累,至今仍是潜规则多于明规则。三鹿集团在牛奶中添加有害物质牟利,其实是中国奶业的共同潜规则。

冼冠生生前常说:“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良心,这店早晚关门!”南京冠生园的陈馅事件只是一个警示,三鹿的垮台、田文华的入狱和国家质监局长的去职,也不是潜规则的终局,更凸显出政权体制上的积弊。

时至今日,冼冠生的影子仍在时空中徘徊,他的诅咒依然有效——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们,下一个会是谁呢?

2008年3月6日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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