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73岁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骤然逝世。导致他骤逝的间接原因是1987年1月10日，邓小平要求中共政治局连续召开了六天党内生活会批胡，之后，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位。用李锐的话，“他在某些人精心组织的一场‘雾月十八日’中，黯然告别政治舞台”。
关于邓小平为何要胡耀邦下台，一直有两个很流行的原因。最具代表性的是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指出的两点，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赵紫阳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胡耀邦被迫辞职》，谈到这两个原因，非常有说服力。但是，笔者最近又重读了一系列有关胡耀邦的著作和文章，相信除了这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的官方说不出口、现在的官方也说不出口的，但可能是更重要的理由，即胡耀邦赞成邓小平全退，邓小平疑心胡耀邦取而代之。
这种说法其实早有流传，但始终缺少扎实的论证和严谨的分析。故连赵紫阳也认为，胡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但是在中南海的大红高墙内，邓小平的手段和手腕，同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一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笔者认为，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邓小平是耍了手腕的。对中央委员会全会公开选举出来的总书记，邓小平幕后操纵，和几位元老合计把他搞下了台;胡下台的理由既是反自由化不力，也是陆铿采访引起，更是邓小平疑心胡取代自己。
邓小平的疑心始于他和胡耀邦86年夏季的一次私人谈话。据张黎群、张定等人的《胡耀邦传》披露，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8月22日，邓小平在北戴河过81岁生日的酒席上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10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
胡耀邦讲话后，邓小平没有任何表示，神情严峻。事后，邓小平曾问万里：“耀邦为何偏要我下?”万里答：“可能是失言。”邓小平说：“不，是要树自己(还有一种说法：要取而代之)。”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
关于胡耀邦公开赞同邓小平退休一事，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他说，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但是，如果胡耀邦“慎重”一些，那他就不是胡耀邦了。
胡耀邦要树自己，要取而代之，已经在邓小平心中种下了猜疑的种子，而磊落的胡耀邦却以为，国家领导人制度正面临新的突破。据胡耀邦的政治秘书刘崇文的回忆文章“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胡耀邦在1986年几次提到，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刘崇文说：“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1986年国庆节后，胡更进一步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
那时的胡耀邦不知道，邓小平已经在主导一系列的倒胡动作了。
事实上，被蒙在鼓里的胡耀邦已经失去了十三大中央人事主导权。1986年10月，中央派了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员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对胡耀邦的意见，而胡耀邦全不知情。七人小组远到各省收集资料，他们到底收获如何呢?这些收集的资料到底会怎样影响胡耀邦呢?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秘谈。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从前后的时间差来看，七人小组的调查结果可能是三人秘密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可能成为胡耀邦非下台不可的致命原因。据笔者推测，七人小组的调查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胡耀邦威信很高，另一种是下边对胡反响较大，无论哪种结果，对于已经立意要让胡下台的邓小平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1986年12月，胡耀邦去上海，听说李先念也在那里，就要去探望李。没想到李自己紧张兮兮地先来拜访，问胡耀邦：“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胡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胡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李遂吁了一口气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李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胡耀邦后来明白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
1986年年底爆发的学运，对邓小平来说，真是天赐良机。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就是不点名地批评了胡耀邦。
经过反复思考，胡于1987年1月2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小平同志交心》，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胡耀邦事后承认，他有几个想不到。想不到“生活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要人人表态;想不到邓力群发言长达5个小时要把他批倒批臭;想不到几十年的挚友，号称桃园三结义的王鹤寿，把他们两人私下的谈话也揭发出来。更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职报告送到中央后，有人趁机落井下石，对他进行诽谤，诬他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有野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