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的《民国旧梦》通过对一系列民国知识人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民国的风采。本书主要由“寻路之梦”、“民主之梦”、“自由之梦”、“教育之梦”四部分组成，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多重面向，也间接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
一、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与评价
在对民国历史的叙述中，智效民笔下的历史人物饶有新意，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例，历史教科书上对两人的评价多是贬张作霖、褒张学良。在智效民的笔下，张作霖与张学良的形象恰好与教科书相反。
先说张作霖。不论是张作霖派人查抄苏俄大使馆的行为，还是他最终被日本人(近年来还有学者认为张作霖死于苏俄的阴谋)炸死这一事实，都反证了作为“东北王”的张作霖努力维护东北主权的良苦用心。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咄咄逼人，张作霖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父母的坟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众所周知，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
与张作霖不同，在智效民笔下，张学良是典型的公子哥，少年得志，是典型的自恃小聪明却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历史人物。张作霖死后，执掌东北大权的张学良，受日本人的挑唆与欺骗，杀死劳苦功劳的杨宇霆。这也为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在胡适、丁文江等人看来，倘若杨宇霆不被张学良害死，东北绝不会如此迅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此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对局势的判断也大成问题，他当时错误的认为日本只是用军事行动来挑衅，并不会大规模进攻。在此情形下，张学良亲自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最终导致了国土的大面积沦丧。九一八之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普通的东北民众，当张学良的下属汤玉麟派军队巡视时，巡视的军队却被当地民众给做了。听到这一消息后，胡适等人并没批评民众不爱国，倒是大力批评汤玉麟对普通民众的虐政与苛捐杂税。这里，张学良也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吧。
单就九一八事变而言，张学良就免不了祸国殃民的罪责，更何况还有西安事变。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受了日本人的骗，那么西安事变则是张学良第二次受骗。自负甚高的张学良认为他可以成为反日反蒋的联合战线的领袖，但在斯大林看来，唯一能够帮助苏俄拖住日本的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于是杀蒋抗日也就演变成为逼蒋抗日。当时，囚禁蒋介石一方面导致国民政府失去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心人物，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除此之外，也使日本开始猜疑国民政府与苏俄是否达成了同盟关系，这样就间接导致了七七事变的提前到来。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如果中日之争不可避免，那么战争爆发越晚，对中国越有利。因为战争爆发的越晚，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也就越充分，国际形式的演变也有可能更有利于中国。西安事变爆发之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汉卿(张学良)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胡适对张学良评价值得人们深思。
从杀杨宇霆到任用汤玉麟，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处处显示出张学良徒有小聪明而乏大谋略。智效民通过描述中国知识分子对九一八事变的评论与态度，通过胡适、丁文江对张学良的评价向我们展示了张学良的另一面。总而言之，在保卫国家主权方面，张学良比他那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差远了。
二、追寻那些被遗忘的人与事
这本书除了让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人物有重新认识之外，还介绍了一些过去被历史遮蔽的知识分子。如常燕生、顾孟余等人。
作为山西榆次人，常燕生这一名字在当下并不太知名。不过在民国时期，他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跟陈独秀有过辩论，也曾力劝胡适努力谈政治，而胡适在日记中也曾对常燕生有过很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常燕生还是青年党的党魁之一，仅次于当时的青年党领袖曾琦、左舜生、李璜。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燕生是五四文化价值的坚定捍卫者，而他对苏俄的认知甚至超越了当时的胡适。当1926年的胡适还在大力颂扬苏俄时，常燕生就曾评价苏俄说：“苏俄政权是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它不仅与中世纪教皇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且还容易把青年引向歧路。”在常燕生看来，苏俄的一系列做法，不仅不是五四文化价值的继承与发展，其实恰恰是反五四的，其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五四的个人主义思潮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说到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判断，智效民在书中重点提到了李大钊的道路探寻，不过他似乎并没有看到晚年的李大钊似乎对苏俄也有所察觉的历史事实。这里，我想给智先生补充一则史料。据沈云龙在《有关陈独秀生平的几个问题与我的看法》一文披露，1927年李大钊临死的那一年，对苏俄似已有所怀疑，他曾对朋友说：“循着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大钊的复杂性。
书中，智效民还向我们介绍了民国时期的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在智效民的笔下，顾孟余充分信任专家，在还没有见过凌鸿勋的情况下，就让凌鸿勋做粤汉铁路的工程局局长，这种充分信任下属的做法得到了巨大回报。不仅如此，当顾孟余完全可以得到一笔“特别经费”支配时，他不仅没有花费这笔钱，还将这笔钱用来资助铁道部的年轻人出国深造。这里，我也想给智先生补充一则史料：当年，在顾孟余资助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影响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周德伟。正是在顾孟余的帮助下，作为铁道部职员的周德伟才得到了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机会，并师从经济学家哈耶克，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拉斯基到哈耶克的价值转向。1949之后，去了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是在周德伟的大力推荐下，才有了殷海光系统翻译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并促使了胡适等人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反思。从这一意义来讲，顾孟余这一资助铁道部青年人出国深造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