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离开温州已经整整两年。江涛永远记得2011年9月30日这一天。在这一天，他成为温州商人跑路潮中的一员。
江涛将采访地点选在了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环路而上，这里是温州最高峰，可以俯瞰整个温州。民间传言这里风水好，曾经很多民间借贷的生意都在此完成。如今，山上喝茶休闲的人居多，聊聊风月，无关生意，更无关金融。从山顶一眼能看到温州市的地标建筑，楼高68层、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大厦，这座空寂的大楼一直未投入使用，坊间传言，责任人也早已跑路。
江涛让车一路开到山顶，他不想被熟人看见。他很后悔跑路，“我现在的身份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哪。”他表哥也欠债过亿，但坚持在温州没有走，债主为防止他表哥“跑路”，10个债主每天电话从早上打到凌晨，苦不堪言。“烦恼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常年在外，江涛对“温州人”这三个字感受颇深。多年前，只要对方问他是哪儿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温州人!”对方往往会称赞地说：“你们温州人真厉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江涛羞于提起自己是“温州人”。在不少人眼中，温州人炒这炒那，投机且不讲信用，是人见人怕的“瘟州人”。
2013年8月底，一场秋雨刚刚洗刷过这个城市，空气渐凉。江涛裹紧衣服：“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冬天还远没有过去。”在他跑路两年后，温州的商人们又以飞快的速度开始了“跑路第二季”。
因房而跑
短短两年间的放贷和炒房，让温州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再度倍增。但是，即使在春风得意的2010年，江涛也有些担心：“我们也迟早要跌在高利贷和房子这两个东西上面。”
他不幸言中。和江涛两年前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不同，两年后，2013年9月，温州的跑路风潮是因房而跑，因被牵连而跑。
2013年8月底，温州当地媒体整版整版的房产处置广告密集刊出，温州大量断供房公开拍卖。如果不是公开拍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温州楼市的断供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唯有温州的房价在下降。至此，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3个月下降，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鸿告诉记者，2012年温州楼市泡沫被挤掉35%至40%，2013年上半年又挤掉10%左右。温州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时房价下跌了30%～40%，个别豪宅价格甚至拦腰一刀。
以江涛的两套房子为例，他买的香缇半岛的楼盘之前被炒到5万元/平方米，如今价格已下降至2.8万元/平方米左右，鹿城广场的那套房子更是曾超过10万/平方米，但如今市场价跌至4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卖掉房子都不够还银行贷款。不少像江涛这样的房主选择把房子扔给银行，不再偿还银行贷款，弃房跑路，“让银行当几年房东”。而像江涛这样已经“跑路”的人更加心灰意冷，这些房产曾是他们想东山再起的希望。
江涛在温州房产最高峰时，向银行借了1.5亿元，向民间借贷5000万元。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6000万。江涛已经完全败退，陷入“不停找盖子”的恶性循环。他的炒房团两位成员，情况与他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两年前，两位成员前思后想无法解脱，半夜里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楼自杀。
温州市法院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事实。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从2011年到2013年，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3000套，目前还只是小部分在进行拍卖。“银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来卖，会把房价打下去，所以现在还捂着。”据统计，2011年温州全市法院委托拍卖545件，2012年为986件，2013年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法院人士预测，接下来，来自国有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将规模入市。
“温州炒房团应该是全军覆没了。”江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好企业被牵连
目前温州当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两年前的危机已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正基于此，温州当地已成立多家民营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开始向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如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收购工商银行温州分行2.7亿元不良资产;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已与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亦与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达成了1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6月19日，浙江省首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基层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白皮书”显示，2012年5月～2013年4月，一年来鹿城法院共计受理各类金融案件6218件，标的额高达172.78亿元。这说明，温州金融案件涉案标的额不仅越来越巨大，而且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风险正从民间借贷向正规的金融借款蔓延。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也几乎无一幸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有6个在跑路风潮后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广泛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温州担保协会会长。如今，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
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在2013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银行放出海量贷款。当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一些企业凭自身资质缺乏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经理便将另外两家资质好的企业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资质较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是，好企业和坏企业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温州乐清做五金的企业老板，他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我现在背的债，不知道明年会涨到多少钱，债务是不确定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在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是复杂的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
最痛苦的是参与联保的被困住的好企业，满腔悲愤，企业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种说法在乐清开始流行：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欠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也有不少人趁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巨额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联保互保曾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创新，它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现在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
“一些大的优质企业也会被吞噬。地方政府无法调控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这个问题到过年前都无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或将到来。”周德文说。
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万，然后他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1000万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真实性审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共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用周德文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9.49,-0.17,-1.76%)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的途径。“你放出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成，然后将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奔驰，奥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辆劳斯莱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煳。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旗集团涉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从小裁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外迁。浙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业，期盼矿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