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讲话，中国抗日卫国战争全面爆发。在这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不再一次深思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林语堂当然没有例外。一九三九年再版的林著《中国人》修订本，加进了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这正是林语堂对中华民国、对蒋介石先生、对时局思考的浓缩，反映了一位中华赤子发自内心的良知的声音，即使在今天也发人深省、颇值一阅。
林语堂(网络图片)
当年中华民国的巨大成就
林语堂对战前的民国有一个概括，“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压力、反压力、爆发”节)，“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间，他(蒋)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见上书第十章“蒋介石其人其谋”节)。
中华民国在建立之初，即面临一些极为困难的问题：“旧的价值观念刚刚消失，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统治崩溃之时，庞大的民国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压迫，被军阀割据和统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见上书第十章“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节)从民国初年开始，政府就不得不面对连连战乱，军阀和赤祸并起，使得当时的人心和现实呈现双重乱相。对于民国面临的困难，林语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民国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又不乏信心，因为“只有空想家才会指望一次成功”(见上书第十章“一个民族的诞生”节)。这与那些对民国吹毛求疵者是截然不同的，苛责民国的人往往受到自己私欲的引导，更有甚者，某些势力还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制造藉口，无孔不入地以暴力和谎言造成社会动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求摇撼国民政府的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险恶情形下，中华民国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非往昔可比：“学校和学院的纷纷设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地位提高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厘金’税的裁撤，财政金融的巩固和加强，腐化堕落逐步得到铲除。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北京政权与南京政府相比，在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其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公路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十万美元……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在南京内阁成员里数出三位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地理学教授，一个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曾留学德国;另一位专攻教育学的校长和教授，早年留学美国。”(见上书第十章“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节)林语堂认为，“这种进步无疑要归功于存在了十年之久的稳定政府”(同上)。
生活在当年的中华民国，也不用担心传统的丢失。“我太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同上)，当然，这也因为中国的传统有着旺盛生命力，“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同上)。那时中华民国的百姓是“勤勉辛劳”的，且又不失“容忍”、“老实”、“和气”的性情。这些百姓还富有“温良、忍耐、谦逊”的品德。(品德描述见《中国人》一九三五年版之“收场语”)民国实际上艰难地维护了传统的美善，较之今日丧失殆尽的情形，令人感叹不已。
林语堂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之“压力、反压力、爆发”节)，这是颇具历史眼光和现实洞察力的见解。实际上，林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认同中华民国，以之为正。这也是他思考中华传统遗产得出的结论，其中富含着传统睿智和时代精神。
蒋介石和卫国战争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蒋和国民党政府已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之“压力、反压力、爆发”节)。其实，这也是抗战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不过，林语堂认为，“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讲，战争应该再提前两年开始，从中国角度讲，应该再晚两年”。因此，蒋介石此前的忍耐和镇静态度是很有必要的，忍耐和克制是为中国争取备战时间，为赢得这场战斗作准备。而且，“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日军相撞”。但这在当时却引起许多人的误解，尤为中共所忌讳。中共趁机推波助澜，在各地发动学生运动以期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蒋介石必须忍辱负重，不可对公众大肆张扬自己的抗日决心，否则的话，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胜算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蒋做到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当时也只有蒋能做到这一点。林又看到蒋介石极强的原则性，在一片怀疑的喧嚣声中肯定蒋决不会放弃抗战，因而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酝酿中的风暴”节)。忍耐和拖延是必要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见上书第十章之“蒋介石其人其谋”节)林语堂对抗战的见解很精到，在民族的关键时刻且寄望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这些都基于林多年来对中华民国的切身认知。
但是，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前，浮躁的学生和某些民众不能理解蒋的忍耐，中共则在期间兴风作浪，一心期待战争早点打响，以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国民政府。在牯岭俯身写作的林语堂，却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了若干切身感受：“牯岭附近的庐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夏季军事训练团，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总司令亲自指导的政治训练。整个夏天，总司令每天都接连几个小时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大讲特讲抵抗的必要性，装备条件的悬殊，以及民族自己的准备。所有的官员都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军队里。”(见上书第十章“酝酿中的风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