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朋友——美国知名翻译家Stacy Mosher女士和郭建教授正计划把大陆作家谭合成先生的著作《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译成英文。可能因为我研究过文革大屠杀，他们便嘱我写一篇英译本序。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不仅因为谭著是强化我们民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一部最杰出的实录，更因为它提供了解构整个毛泽东农民革命神话的最有力的思辨。
在中国共产革命的神话体系中，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无疑是其精义大要之一。毛泽东早年以倡导北伐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和主办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家，往后也一直津津乐道于自己是在农民问题上最终打败了蒋介石。而中共建国初期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正是土地改革，并由此奠下了““““新中国””””的第一块基石。虽然胜利者并不等于正义者，但历史却常常是由胜利者们长期书写的。为此，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神话的非正义性和非人性，一直较少受到学界和异议者的激烈挑战。
照理，谭合成写的是他对于1967年8月到10月发生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的第一手调查实录，似乎与整个毛氏的农民运动史无关。但不无巧合的是：不仅事件发生的地点都是湖南，不少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也都宣称他们的杀戮是对50年前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的模仿，并简称为“第二次土改”。这样，谭合成50多万字的血泪记载，就提供给了读者这样一个十分简单却令人信服的反推逻辑：如果说毛氏农民运动在它滥觞半个世纪后的文革(和平时期)中都还造成如此无法无天、恐怖残暴的惨案，那么在它发源的战争时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国初期，还会有什么基本的人性和正义可言?
谭合成解构的革命神话的支柱之一，是农民运动对所谓“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斗争的合法性和肉体消灭的正义性。在道县大屠杀中，“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换句话说，90%左右的被害者是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及子女。根据美国学者苏扬的运用公开出版的三千余种县志的“保守统计”，文革中全中国农村存在着普遍的“集体屠杀”现象，至少有75-1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受害者的大多数也是“黑五类”及子女。尽管道县的杀人者在屠杀前制造了种种“地富参加造反派、准备暴动”、“要杀贫下中农”的借口，但事后证明这些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道县的受害者主体——“黑五类”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谭合成的调查告诉我们：他们作为饱受歧视贱民群体非但从来没有过任何“乱说乱动”，甚至已经被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到在临死前都不敢问一句：“为什么要杀我?”简言之，他们从来游离于任何派别斗争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而且，“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由此，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乃至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屠杀，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在中国自己的法律、甚至共产党的表面政策(如“黑五类”和子女的区别)中都不具有起码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国官场甚至学界中流行一种文革中“人人有错”的貌似有理的说法。但看完谭的记述，读者便会幡然醒悟：至少有一个数千万人的社会群体——“黑五类”——在文革中一点错误都没有犯过，他们是清白无辜的纯受害者。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真的犯下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面对祸从天降式的杀戮，没有奋起反抗、保卫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权利。
谭合成解构的革命神话的支柱之二，是农民运动中施害者身份的正统性和支撑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神圣性。初一看来，这些疯狂的群体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他们的杀戮还有着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使之合理化。但是谭合成的调查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些虚假的表象。根据他的调查和引证的内部文件，这些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贫下中农”们几乎都是有前科的农村流氓赌徒，贪污犯、抢劫犯、强奸犯和虐待狂。他们杀人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于赤裸裸的奸淫掳掠的恶欲。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杀戮案件中，杀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后都要在被害者的家里，用被害者的米面鸡鸭大吃一顿，然后把受害者的所有财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几乎她们都先被强奸轮奸，后或被杀人灭口，或在他们的父亲、丈夫被杀以后强行分配给一个“贫下中农”(大多数情况下为刽子手)当老婆。换句话说，龌龊卑劣的犯罪动机在这些凶手心中早就存在了，而“革命”则是激发他们兽欲的催化剂和掩盖邪恶心灵的旗帜而已。或许，道县大屠杀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更能说明“阶级斗争”理论的虚伪性：在九千多受害者里，竟有11%左右的人的阶级成分也是“贫下中农”!经谭合成的进一步查证，这些受害者在生前大都和施害者有过私人矛盾和冲突：或者是在以往的政治运动里揭露过杀人者的不法行为，抑或和杀人者有过私人的财物矛盾。由此可见，这些施害者的杀戮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挟嫌报复、谋财害命，根本和那一套“阶级斗争”的宏论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据谭著披露的内部文件，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制造者里，“国家干部416人，占当时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县级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牵涉在内)，农村基层干部2767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共产党员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换句话说，道县党员干部的一半左右是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至少是他们的从犯。这对于一个时时以“共产主义道德”来自我标榜的政党和政权是何等强烈的讽刺!而这一革命神话的嗜血本性也正在无声的讽刺中裸现。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必然会浮上读者的脑际：这是自发的暴民运动，还是有组织的杀人狂潮?无论是在毛泽东本人对所谓的农民运动的描述里，还是文革后不少善良的读者的想象中，这些都不过是群众的过火“自发运动”。然而谭合成深入的调查却以铁证揭示：在所有杀人个案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贫下中农”自发杀人的案件。相反，全部都有干部、军警插手的证据。我们只要稍微举出几个煽动和部署杀人的名字和职务，读者便不难想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县武装部政委、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书记、县抓促小组副组长熊炳恩，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特派员陈智希，红岩区武装部长王先志……毋庸违言，这些名字和职务代表了中共国家机器的各级构成：党政机构、军队和公安人员。而在公社和生产大队一级直接动手杀人的又大都是武装民兵，他们的血腥暴虐还可以拿到生产队的津贴和最高的工分，为此引发凶手之间的“杀人比赛”。如同作者的极富洞见地的感叹：“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恐怕是不难的。首先，如同任何对人权的侵犯先是一种政府行为一样，道县大屠杀和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一样，完全是一种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组织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大都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他们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
鉴于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曾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第二次土改”，这一文革惨案就带上了挥之不去的土改的阴影，迫使作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读者不难发现，道县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的暴力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于受害者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他们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集体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谭合成的调查和采访并没有止步于文革惨案，针对每一个血案，他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这些受害者到底有什么劣迹，为什么会在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土改中被划分为“地主富农”。调查的结果是：如果不贴上阶级的标签，这些人非但没有什么“黄世仁”、“南霸天”式的臆造出来的罪恶，相反都是清白勤劳、遵纪守法的好人。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的财产达到了农村中中产阶级的水准!如同作者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化时所言：“随着历史真相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随着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什么是那些被血腥的真相解构的“金科玉律”呢?无疑是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的革命神话。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会在读完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后认识到共产革命的非正义性和非人性，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神话与生俱来的嗜血性。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然有一批忠于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毛派”。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谭合成的调查告诉我们：至少道县大屠杀的施害者们便是这些“毛派”中的一部分。1984年4、5月——在毛泽东逝世8年以后，新的中共领导人决定派遣工作组到道县调查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但是，“工作组一进场，立即被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这一反常的现象却又向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令人信服的逻辑：如果中国大陆不痛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继而彻底解构他的农民运动的神话，那么再来第二次文革、重演道县惨案决不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警言。
最后，我们都要深深地谢谢谭合成先生的勇敢，他尚身处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但为全世界的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本杰出的记载历史真相并颠覆革命神话的巨著。
2014年元月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争鸣》2014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