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虽然是贫农出身，因为是地主崽子的媳妇，也被捆起了双手。三个孩子跟在后面不住啼哭。周群以为要被押到区里去，但到木枫山，支书唐兴浩下令停止前进，就地集中。处决的方法叫做“丢硝眼”，即从洞口推下布满笋石、深不见底的溶洞。 开始行刑！支书唐兴浩点一个名，民兵牵过去一名死囚丢进溶洞。点到蒋汉正，两个民兵大汉象拖来一只将要屠宰的羔羊。蒋汉正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凄楚的眼神望着可怜的妻子、儿女。 “爸爸！爸爸！”儿女们死命地哭喊。...

有一天我们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一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鬼见愁，藉以辱骂我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是你们放心，作为回敬。那时辩论会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先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

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会杀大人，没想到会杀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险，没想到他们更危险！更没想到会一家一家斩尽杀绝！我后悔呀！肠子都悔青！这些年来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着我，兴许还能留条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来他也跑脱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

文革时期道县的杀人行为带有随意性，具体杀了哪个人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背后的逻辑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运动制造“敌人”的必要：不是你来充当“敌人”，就是他来充当“敌人”，“敌人”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没有绝对标准，但是对“敌人”的需要是绝对的，“敌人”是必须要有的。阿伦特曾经深刻指出：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运动法则，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必须不断制造“敌人”。

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押到天坑边，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下面去。周群的丈夫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到名，一个民兵在他头上打了一棍，推下洞去。周群是第八个!

1968年的湖南大屠杀由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地。这时有13位义士，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成反屠杀代表团，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这个反屠杀代表团的第一个发起人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代表团在北京呼吁，湖南屠...

杀我丈夫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伤心，只晓得害怕，坐在屋里浑身发抖。（网络图片）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被杀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约为3.5：1，但，这并不说明男性受到的伤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来真的太不容...

“那些乱杀风中，跳得高的，杀人强奸的，除了充积极图表现的，都是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正而八经的作田人，哪个去做这些空头路。”

我妻子蒋兰桂，温柔贤惠，跟着我吃苦受罪，总没有怨言；我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两岁，一个个长得聪明伶俐，逗人喜爱。别人都说我们是地主分子破窑出好货。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么破窑，而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1967年刮杀人风时，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了性命。

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多元复杂，因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些历史印象模糊，日渐淡忘。有些年轻人甚至将文革这场劫难想象为美好乌托邦。一些为文革翻案的言论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说不清...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

文革中发生在湖南省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事件，是中国大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之一，但一直为官方所掩盖。所幸的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文革研究者谭合成先生穷近30年的锲而不舍的调查之力，终于在2010年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血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