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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两个“祸从口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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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社会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就象赤道与北极,许多事情是正好恰恰相反的,如果我们把那个时候比作炎炎夏日的话,那么现在就好比是三九隆冬;如果那时是南极北极,现在就恰恰正处在赤道热带。

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小小的“怕”字吧,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最怕什么?怕的是“祸从口出”,一个不小心说错了话,那怕只是一个字一个词,也会刹那间祸从天降,一下子变成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不但自己要皮肉受苦挨批遭斗,还会让全家一块儿跟着坠进万劫不复的地狱。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经常上演,例如那年因为领呼“谁反对X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时,不小心掉了个“谁”字,我们地委机关一夜之间就多了三个“现行反革命”,领呼者一分钟以前还在声色俱厉地痛批别人,一分钟后就角色转移,自己反倒成为批斗对象,一时间偌大个机关人人自危,大伙儿全都大眼瞪着小眼,彻底傻了眼。

我读初中时,还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那时候满大街不闲着,到处都贴着老人家红光满面的大小画像。一天狂风骤起,只见我们的数学老师急急跑过来,一见到我们就慌慌张张地说:“快,快,那边有一个毛主席掉下来了。”

这话一出口,在场的人全都惊得呆若木鸡,天哪,这是什么言论?“毛主席掉下来了!”多么反动透顶。怔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反应过来,那肯定只是一张毛主席像被风吹掉下来了。于是立刻有两个学生上前点着老师的鼻子一声断喝:“你在胡说些什么?伟大领袖怎么会掉下来?”

满头白发的数学老师楞了一会,这才突然发现自己刚才说漏了一个字,顿时脸色变得象纸一样苍白,他慌不迭地低下头,嘴里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罪,我有罪,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说罢,老头子转身在一张领袖像前连连躹躬请罪。幸好那时在场的人不多,又都是他班里的学生,大伙儿没有继续深究下去。不然学校长长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毫无疑问又要增添一个我们熟悉的老头了。

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不再担忧“祸从口出”,却整天在提心吊胆,担忧“祸从口入”了。而且那“入”的,也不再是什么空泛的话语,而是实实在在吃进肚子里去的东西,譬如什么三聚氰铵、地沟油、瘦肉精一类。搞得许多人情愿饿着肚子混充减肥,也不愿去敞开肚子一饱口福。

一个“出”,一个“入”,仅仅一个字,却象一个个十分奇怪的轮回,既反映出这个社会巨大的进步,也折射出转型时期普遍的无奈与隐忧。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我也偶尔遇上过几次“祸从口入”的风波,回忆起来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一、“肥肉”风波

1966年的“双抢”到了,这又是一个当年曾经如雷灌耳,如今却再也难以听见的名词。它的全称其实应该叫做“抢收抢种”,是江南农村一年四季里最为忙碌的时节。田里的早稻这时金灿灿地熟了,必须马上收割入库,晚稻的秧苗绿油油地泛青,要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马上插下去。“人误田一时,地误人一季”,这个时候那怕只稍稍延误一天,都会直接影响全年的收成。

因此那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信奉“以粮为纲”的举国上下都会象是又在经历一场人民战争一般地紧张忙碌。农民自然是首当其冲,整天忙得连轴转。城里的机关学校也不闲着,必须停学停工几天,组织人马打着红旗戴着草帽去乡下割稻子插秧。通往乡村的主要干道上此时人流如织,金黄色的田畈里到处红旗飘扬,歌声震天。那场面,那气势,用宋丹丹小品的语言来形容,就叫做“那是相当的壮观!”

可要命的是,这“壮观”虽然好看却是不大好熬,因为那时正当七月中旬,是炎热江南一年四季中最为闷热的时节,中午气温常常会上升到摄氏37、8度乃至更高。成熟的稻田此时密不透风,上边炎阳烘烤,下边水气蒸腾,置身其间,犹如走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蒸笼,在里面挥汗如雨地劳作,那滋味、那煎熬自然可想而知,直到今天让我回忆,还常常后怕不已。

农民们劳作惯了,可能稍微好点。而城里的干部职工这时候就遭罪了,虽说有时只下去一、二天,但那份煎熬却非常可怕,晒得黝黑的不说,中暑的晕厥的哪一年都少不了几个,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个把“烈士”。我记得那年刘姓县长的夫人去参加“双抢”,不幸中暑死了,就被评了个烈士。不知是不是因为她丈夫是县长,人家把丧葬规格弄得偏高了一点,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反正不久后“文化革命”来临,此事成为县长“腐蚀变质”的一桩莫大罪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众口一词,都说他是在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给自己的臭老婆脸上贴金。

说到这里又有一个谜团浮上心头,让我至今都百思不解,你说当年“以粮为纲,”整个社会都在围绕着农田忙碌,那份重视,那份壮观,那份辛劳,那份煎熬是真真切切,可实际效果怎么却适得其反。越是重视,就越是年年都填不饱肚子吃不饱饭,遇上个不好的年景,还得绞尽脑汁整天寻找什么“瓜菜代”。甚至还得提上打狗棍,拖家带口地去逃荒要饭。可自从土地承包到农户,一切就似乎是迎刃而解了,机关学校再不用敲锣打鼓一年年去农村支援“双抢”,农民们也再不用一年四季混天黑,还仍然填不饱肚皮,反而还有闲空外出去打工,去办家庭工厂,粮食产量仍然在一年年往上增长。这里面的变化实在是太大,我至今还说不清究竟是个什么原因。

不过这样在炎炎烈日下“双抢”,还幸亏就发生在那时,如果放在今天,那肯定是不得了了不得,又成为惊天动地、牵动全社会神经的一件大事。你想想,如今娇滴滴的“小皇帝”在太阳底下站上一会,都会昏倒晕厥一大片,假如说还要拉到农村去“双抢”,那几乎没有悬念,肯定会变成一个个“站着出去,躺着回来。”再说啦,如今的孩子日常上学放学都要家长接送,一旦去农村劳动会是个什么场面?我这儿早都替大家伙想好了:家长们闻讯全都陪同出动,爷爷奶奶在田埂上为“小皇帝”打伞搧扇子,外公外婆喂他们喝饮料吃水果。而早已在单位请好假的爸爸妈妈们挽起裤腿,抢着下田去替子女们劳动……

行,扯远了,还是接着回头说那年“吃”出来的风波吧。

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双抢”的日子,我们汗流浃背地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到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午饭,慰劳一下自己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

不过那个时候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还要一块住宿。当然吃饭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

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但中间却亮汪汪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是大肥膘,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

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同学们人人盛满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地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的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向了那儿。

可是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那就是老师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组织,带领我们的是从别处来的不熟悉的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了豆腐或青菜。

这样的攻防战持续了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了。

那时候城里的猪肉需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享受一块呢?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中间老师要离桌去添饭,只见他刚背过身,就有一个男同学快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了。

老师的脸色刹那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

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更加贫困,只是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那很大程度上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的诚心与好客的,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的供品差不多,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在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了,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地犯愁呢。

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了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地狠挖“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我以外,组里的同学们大都来自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比老师本人的还要好,所以老师只好悻悻地不再作声了。

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时,都会注意不去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的亮光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难以表露的酸辛。

二、一个馒头惹出的风波

我曾经挨过一次狠狠的批判,那是在一个今后说起来都没人会相信的年代。我们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自己背着铺盖,跋山涉水几十里路去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们如此千幸万苦地赶去,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奇丽的风光,或者是什么名人大家的故居。而是因为那里的贫下中农当时正有一些十分惊人的创举:他们在自己破旧的茅屋里贴满了伟人的画像,从墙根一直糊到了天花板上。他们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上台背诵毛主席语录,张着满口没牙的嘴高唱《学习大寨赶大寨》。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三忠于四无限”光辉的榜样,所以我们要顶着风冒着雨,一步一步地踏着羊肠小径,走进那个空前绝后特殊的氛围。

你猜对了,那个年代确实绝无仅有,是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的1968年。

那个时候的人们吃不起面包香肠,矿泉水、方便面、肯德基什么的,更还在大洋彼岸某个遥远的地方徘徊,要到几十年后才能与中国人见面。发到我们每人手里的干粮是“两白”,两斤白面馒头,再配上一行军壶“凉白干,”那就是我们一路的口粮。队伍到达目的地时开水早喝完了,最后剩下一小块干硬的馒头实在咽不下去,我瞅瞅四下里没人注意,就悄悄把馒头向身后一扔,然后又听老师们训话去了。

也是合该我那天有事,那小半个馒头“骨碌碌”地一滚,正好滚到了一个人脚下,那人穿一身“山寨”得很像一回事的草绿色准军装,胸口戴着个比饭碗还大的伟人像章,样子虽然不太威武,却有着一个当时在学校里至高无上,如今却是踏破铁鞋也觅不出来的尊贵头衔: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其地位与今天的校长实在不差上下。

于是在老师讲话结束后工宣队长就上台了,他把目光先威严地朝我所在的角落扫一眼,然后才开口说道:“革命的同学们,我们今天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可有人竟然一进村就犯了个大错误,大家看!”

他藏在背后的右手这时突然高高举起,于是我的眼球就差点从眼眶里跳跃而出了,因为我看见刚才被我扔掉的馒头,现在竟然在他的手里高高地出现了。

“千万别小看了这么一块馒头”。工宣队长这时放慢了语气,十分沉痛地说:“旧社会咱们穷人吃糠咽菜,只有地主老财才能吃上这样雪白的馒头。如今虽然翻身解放,可我们绝不能忘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还在挨饿受冻,根本就吃不上这样好的白面馒头。今天我们就是要小题大做,狠狠批判从这块馒头上暴露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小王,站起来!”

我在几百双眼睛的聚光灯里畏畏缩缩地站了起来,心里暗暗怨恨那座深山里竟然全是些坚硬的石头,没有一条地缝可以让我钻进去。我有点无师自通地低下头,听老师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我翻身忘了本,有的说我家庭出身本来就不太好,更应该好好挖掘思想和阶级的根源……

这件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以后那个工宣队长调离学校,我很想去校门口放上一串鞭炮,以表示对这个瘟神终于滚蛋了的无比兴奋。再以后彻底否定“文革”,我又常常现身说法,用这件事说明“文革”时期的无法无天和蛮横无理。想想看,那年我才十五岁呀,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却遭受到了如此无情无义的批判。

可是近年来不知怎地,我的心境突然间就有了些奇异的变化,如今再看见宾馆饭店里那些整桌整桌倒掉的酒席,学校餐桌上那些满目狼藉的饭菜,海滨路旁那些惨遭遗弃的半拉子工程……我的眼前就会常常闪现出工宣队长当年那幅严峻的面容,还有他手里高举着的那半拉馒头,残酷的血色在岁月的冲击下渐渐消褪,历史的帷幕里悄悄地闪射出来几缕理性的光焰。

当年那种批判的形式无疑是错误的,上纲上线的分析也着实蛮横无理,更别说那些凭空臆想出来的“三分之二人民在受苦”。但那位工宣队长的话却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不能奢侈浪费!

或许我们今天的收入已经足够买上几千几万个馒头,但远方贫困的山村里毕竟还有贫苦的孩子缺吃少穿,许多灾区的孩子至今仍在睁着无助的大眼晴。也许今天世界上没有什么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可非洲的荒漠里,贪婪的兀鹰仍然在整天守侯着那些行将饿死的饥民……在这样天差地别的世界上,我们有权利浪费么?有么?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年老祖宗们的话如今会常常地回响在耳畔,让我有些惶惑有些畏惧地开始思索:是不是又该开上几次那样的批判会了,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上纲上线地,在我们这个乍暖还寒、却已经开始暴殄天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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