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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习近平借旧皇权之剑立新极权之威?

—借旧皇权之剑立新极权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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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借旧皇权之剑立新极权之威?

习近平崇敬孔子,要从传统皇权治理经验中学习治国方略,会否借旧皇权之剑立新极权之威,把红色党国变成了红色王朝?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主题是什么呢,是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卜宪群关于古代社会治理的讲座,核心内容是所谓德主刑辅、礼法合治,这个主题也许是习宏大的政治主题之一,即,将马克思主义甚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当成政治帽子,而意欲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传统中国的统治理念与统治方式。

要说以古为鉴,一千年前的司马光就已编了《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这部大书编得好,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位以史为鉴的皇帝,积极支持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但结果呢,既受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反对,也受到皇太后的垢病,皇太后是对神宗说:「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变乱天下!」岐王赵颢也支持皇太后观点,神宗心烦意乱,不敢骂娘,却可以怒斥岐王:「那你来当皇帝好了。」皇帝一句怒骂,直把岐王吓得放声痛哭。结果呢,新法维持了将近二十年,最终被司马光废止。

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与看资治通鉴的宋神宗,居然一个反改革,一个支持改革,可见即便看同一部史鉴,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来。支持改革的皇帝,扭不过反对改革的史家及皇太后,改革成为一场悲剧。

毛泽东呢,我们没有发现他的床头摆满马列经典原著,但却在资治通鉴上写满批注,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百年中国领导者中,没有人读史能超过毛泽东的,毛氏以史为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宋代对那些人文宽容精神(不诛杀文人)没有学到,文字狱的手段、对知识人异见者的迫害,却无所不用其极,当代的历史学者如卜宪群们,不可能像司马光那样毕生致力于写史鉴来为当权者镜诫,而当权者也不可能像古代皇帝那样,实现德治精神与家天下方式管理整个国家,国家正面临严峻的香港问题,还有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此时如此高规模集中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只能让人想到,借古代的月亮,摸当代的石头,有点政治浪漫,但也有点浪费政治时光。

我记得习当政之后卜宪群研究员还有过一次为中南海高层讲课,当时讲的是古代巡视制度,这次讲课无疑是为王岐山中纪委的巡视制度背书,似乎巡视方式古已有之,具有传统的合法性,而卜宪群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强调,当代巡视制度与皇权时代不同,皇权时代为巡礼地方官员对皇帝的效忠为主,而党领导下的巡视制度,主要是为国家反腐败。卜宪群在访谈时还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令当代巡礼官们汗颜: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巡视的官员,皇帝派他出行,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所以他出了洛阳城门就把自己的车子在城门外挖了一个坑埋了,他不去。

古代的巡视官员都明白,虎狼在朝中当道,才有狐狸通行于郊野,虎狼的问题不解决,你驾着巡视的车到地方去找狐狸麻烦什么用呢?不如把车埋在城门外省事。记得卜宪群讲课后,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说:你不如直接劝习总当皇帝,当上皇帝后我们就有了君主立宪的可能。

王岐山给了一个解释,是先治标,再治本,现在中南海集体学习古代帝王们治国经验教训,宁愿向古人学习,也不愿意遵循当今政治文明国家的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制度,为什么不学习西方国家民主宪政制度呢,难道皇权制度中的巡视制度与治理方式,更适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共产党的党天下制度是皇权时代家天下制度的自然延伸?

巡视制度是因为皇权时代,地方上权贵独大,即便有乡绅阶层,仍然不敌官方的恶政酷吏,而农业生态社会,生活节律非常缓慢,朝廷通过巡视,勉强可以制约各级官府的恶政,而当代经济社会,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发展期,各级官府贪污腐化的速度与烈度,远甚于皇权时代,不靠司法权与人大权的分立来制约,而依赖自天而降的巡视组来清除腐败,几年才来那么一回,完全是风暴式的清除,风暴一过,腐败的恶之花又将开遍神州大地。最为可笑的是,巡视组一到某省某市,当地政府对访民完全是警戒状态,巡视组也被控制住,难以见到真正的访民。

习近平孔子致敬,向传统文化致意,认为要尊重传统文明,并进行思考,有一定积极意义,就是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淡化或规避,因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教化中国(完全是一种红色殖民),强调的是斗争与革命,而传统中国文化毕竟还有强调天人合一与人中庸、中和的和谐理念,而其德治精神,比专政精神,当然更接近政治文明。

但人们仍然难以排解这样的担忧:习近平如此致崇敬孔子,要从传统皇权治理经验中学习治国方略,会不会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了帝王,借旧皇权之剑立新极权之威,把红色党国变成了红色王朝?

习近平在这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德主刑辅」的价值,这是极有意义的话题,什么是德主刑辅呢?就是不要遇到什么事,就讲专政,而应该通过道义的方式去和解,和解的道德精神,比专政或法律的刑罚精神要重要。

香港的伞花抗命运动正在进行中,中央如何从「德主刑辅」传统治理智慧中,获得启迪,通过对话、和解的方式,而非政治高压或警察驱赶的方式来化解香港危机,将考验中央领导人这次学习传统治理经验的成效。

来源:香港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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