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1）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1967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2）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1967（1966年？）年11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1967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3）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4）1967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5）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6）1968年3月23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后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7）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8）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9）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1）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2）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3）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分裂
由于中共官方多年的宣传，人们一提起林彪和江青，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林江在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分赃上才有了矛盾。这种提法为日后“两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也成为当局多年来任意曲解文革史的准则。以笔者目力所及，大陆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学者以及一些多少有点自己观点的非官方史学研究者都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资料，往往出现一些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和“913事件”的发生，这绝不是所谓“分赃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背景，探讨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
对于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吴法宪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线索。笔者现作如下归纳：
（1）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荼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
（2）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3）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黄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也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的某种程度的得逞。鉴于温玉成的转变，林彪日后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任职。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认为“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因素。
（5）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
（6）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这里无法一一详述。笔者只是想指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对这些挑衅，林彪不愿像周恩来那样忍气吞声，唾面自干，而是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要对江青等人的破坏中央工作的活动予以批评，对他们的为所欲为要有所制约，这才是斗争的实质所在。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笔者曾经写过专文，发表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题目是《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和探讨。今年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林彪在是否讲话问题上有过反复。多年来官方的喉舌们都是众口一词：林彪在会上搞突然袭击，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争得了毛泽东的许可，毛还叮嘱林说，可以讲话，但不要点名。但是吴法宪回忆说会前曾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吴在林彪处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计划好了打击“上海帮”，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及时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一些风声，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吴法宪等人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吴法宪回忆说当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由林彪讲话时，吴法宪的感觉是“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为什么林彪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是林彪自己会前临时改变了主意，还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而出面讲话？
（2）谁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来越清晰。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就已倒向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异常密切，毛泽东的谈话甚至私情都向林彪这边透露，在打击张春桥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汪东兴都积极参与，并在会上会下活动频繁，这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出自汪东兴之口，汪在华北组讨论时更是高调支持林彪讲话，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会议的第二天，吴法宪只是建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可是汪东兴却建议与会代表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唯恐与会者听不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没有汪东兴的积极活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倒张（春桥）活动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3）康生的追查与周恩来的保林。8月26日和27日康生连续两天找军委办事组谈话，康生要追查“军事俱乐部”，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否认康生的指控，周恩来则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为了保护林彪，周恩来要吴法宪主动写检讨，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林彪告诉吴说康生和周恩来都到林彪处，康生指责吴法宪造谣，而林则坚决保吴，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林彪甚至不同意吴作检讨，并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还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但是由于有周恩来的作用，吴法宪还是写了一个简单的检讨。
（4）是陈伯达威信太高还是林彪威信太高？8月31日毛泽东指示全会开始批陈伯达，毛泽东说：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全会由此开始批陈，“上海帮”齐上阵，对陈伯达狠揭狠批，随后陈伯达就失去了自由。毛泽东此时借所谓批陈达到杀鸡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说“陈伯达威信太高”，实际上是说“林彪威信太高”。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毛泽东的南巡和吴法宪的醒悟
关于毛泽东的南巡，笔者曾撰文专门予以探讨——《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网友们如有兴趣可去本坛（“林彪、军队、文革”）本人文集阅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示。
吴法宪将军多年后对此有极深的感悟，笔者愿在此原文照录：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将军从十五岁起就提着脑袋跟着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若干年后能有此醒悟，难得啊！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使他们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关于林立果的几个问题
林立果的情况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占很小的分量，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对林立果的问题作个简单地叙述。笔者曾撰文《重评“五七一工程”纪要》，刊登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对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了一些分析。通过阅读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对林立果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里也作一简单概述。
（1）林立果到空军。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6年文革运动兴起后，学生也不用读书了，叶群就打算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这样比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1967年初叶群向吴法宪提及此事。于是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同时指定周宇驰、刘沛丰予以帮助。半年后，叶群又提出空军能否培养林立果入党。吴法宪答应让周宇驰这个老党员注意加以培养。不久，周宇驰就报告吴法宪发展林立果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吴法宪和周宇驰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在空军党办支部会议上正式发展林立果入党。叶群知道后表示满意和高兴。此后叶群常常过问林立果的事，有时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
（2）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1968年夏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向吴建议说，林立果到空军已有一年，学习努力工作也有成绩，现在林立果希望到空军的基层锻炼一下，搞一些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意见。吴法宪对此也表示支持，并要王飞成立一个调研小组，以调研组的名义到下面去活动。事实上，吴法宪因为工作太忙，并未具体过问过该调研小组的情况。1969年10月叶群又向吴法宪提出是否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中也可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及技术，也可直接向林彪汇报。吴法宪和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商量后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
副部长。任职命令下达后，吴法宪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对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励，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后来周宇驰等人有意将此番话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响。“学毛着讲用报告”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谁作了这种报告就说明谁毛着学得好，谁就是本单位的标兵、榜样。林立果那时也不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讲用活动。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二级部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这一报告，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对于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吴法宪认为虽然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个别地方还值得推敲，所以应该收回不宜印发，此议还得到了叶群的同意，但是后来该报告还是被空军党办的一些人广为传播，将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罢不能，搞得吴日后头痛不已。
（3）林立果在空军的一些活动。1970年林立果在空军基层蹲点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这两个报告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同意后，空军党委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此外林立果在广州空军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吴法宪看过觉得有说服力，于是上报总参。这个材料还得到毛泽东、林彪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据吴法宪后来所知，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据点”，林立果和周宇驰翅膀硬了起来，不太听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吴法宪感到空军党办有些失控。吴回忆说“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笔者认为，林立果作为林彪的儿子，文革期间在军队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众人都是众星捧月般地供奉着他，这并不是因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么优秀，而是他背后的那种势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觑，对林立果的态度就是对林彪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对党中央的态度，此乃专制国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参军、入党和提干都大大异于普通人，他们手中拥有着有形和无形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连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都莫可奈何他们，更何况地方和军队的基层干部人员，他们自然对林立果敬若神明，言听计从。看看时下的中共太子党们，难道不是也个个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天然优势来求发展？此盖莫能外，不独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子女们，如李敏、李讷、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通过造反夺权运动一步登天。与毛家相比，林立果强他们百倍矣。林立果在空军搞了一些科研活动，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这也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
空军对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共搞宣传的常例。中共建国以来树立了很多此类榜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等。这些人都是通过大树特树搞起来的“英雄人物”。空军党办内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过搞“学毛着讲用报告”树立林立果这个新榜样、新标兵。撇开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内容，林立果还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问题，并不是只讲学毛着谈体会和大搞运动，而是强调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尽管这些内容显得口气太大，吴法宪认为“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总的说来，人们没有理由据此将林立果看成是心怀鬼胎专干坏事的“坏人”。
关于吴法宪所说的空军党办内部失控的问题，笔者认为，周宇驰等人“挟林自重”，自以为林立果可有林彪为后台，不把吴法宪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戏。但由此就证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动，显然也是证据不足。中共在“913事件”后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无非就是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谓“据点”，这些“据点”里的那些“罪证”，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些摄影、录音器材，有些还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还有“水陆两用汽车”，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军党办的秘书陈伦和回忆说“1970年4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到过广州、汕头、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沪期间未随他去过苏州和杭州。”至于中共在“913事件”后指责林立果要搞政变杀毛一事，现在再看此事，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设想而已。陈伦和回忆说“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笔者认为，林立果其实也被中共妖魔化、脸谱化，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出自林立果的脑子和手笔，那么笔者不得不赞叹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超前思维，邓小平后来上台搞的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极左路线，搞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过就是林立果当初设想的翻版。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否定林立果的大胆和先驱的思想解放呢？在宣扬实事求是的今天，人们是不是也应摘下有色眼睛重新认识林立果其人，抛弃那些妖魔化的脸谱，还林立果一个公道？
结束语
迄今为止，本人就《吴法宪回忆录》下册已连续写了二十一个系列，前后历时整整三周时间，到现在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读书写作的时间有限，下笔难免仓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挂一漏万，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就文革史上的诸多问题，结合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随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寻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将吴将军回忆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使那些尚未读到此书的朋友们对此也有初步的了解，为日后的阅读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参考。
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综观吴法宪将军一生的经历，在中共1949年建国前，吴法宪是中共军队中的一员骁将，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具有传奇性的革命战斗经历；1949年到1966年吴法宪身不由己地卷入军内斗争的漩涡，而1966年又深深陷入文革党内斗争，以致最后身陷囹圄，受到及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吴将军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笔来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撰写了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对自己的经历和文革历史作了极为详实的记述。虽然吴将军的回忆里也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回忆录的问世足以构成对官方史学一家之言的挑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笔者愿就这个机会再次向吴将军的在天之灵表示由衷的敬意，愿将军的英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