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秘密调查胞妹张佩瑛猝死案始末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十六个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个兄弟。这二十四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致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啼、啼、啼”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啼、啼、啼”，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哪。

调查组忙得很哪。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

还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认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着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大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被。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纳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何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问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同样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往往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何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已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关于何庆施之死，本来就云遮雾障，被涂上种种神秘的色彩，猜疑纷起。

柯庆施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宾馆。终年六十三岁。

早在“文革”初期，有人幕后操纵，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

我从红卫兵小报上，查到了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传单，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

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红卫兵的传单，写得“有声有色”。柯庆施之死，仿佛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

一时间，满城风雨，何庆施之死成为造反派们炮轰贺龙、李井泉的“重磅炮弹”。

谣言毕竟如同瓦上的霜，不能持久。虽然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何庆施的任何“罪证”。

谣言终于烟消云散，被人们所淡忘。

然而，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之际，上海中山医院有人旧事重提，把问号打在方兆麟身上。

确实，方兆麟自从参加高于医疗班子之后，有点令人眼红：他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在给谁看病。他总是跟上海医学界的名医同来同往。无疑，参加高干医疗班子，意味着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双重信任。

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道听途说，方兆麟去过成都，参加过抢救柯庆施，最后一针是方兆麟打的……

于是，有人对这位飞来飞去、行踪神秘的方兆麟，提出了质问。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早在张佩瑛死亡之前五年，方兆麟便已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党组织，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当时，绸织上经过外调，证明方兆麟所述属实，去除了疑问。方兆麟依旧参加高干医疗班子。也正因为这样，五年后当张佩瑛要动手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才会指名道姓要方兆麟负责麻醉。倘若方兆麟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怎么可能请他为张春桥之妹动手术？！

然而，在张佩瑛死后，调查组为了把医疗事故打成“政治事故”，于是再废旧事重提……

方兆麟医师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所写的参加抢救何庆施的经过，是一份珍贵的史料。鉴于柯庆施之死谣传甚多，从未公布过真实内幕。如今，柯庆施之死，已过去二十二个年头，早已成为历史，何况历史也对柯庆施作出符合其本来面目的评价。本文引述方兆麟医师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所写的材料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从中既可清楚看出柯庆施之死并非死于方兆麟那针硫苯妥钠，而且也可了解柯庆施之死的真实经过，洗去那些泼在贺龙、李井泉身上的污水：

一九六五年四月六日上午十点，我正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工作、忽然，党总支来电话，告知有紧急任务，准备好麻醉机、麻醉药等，随带一点风凉衣服，等一会就有车子来接，与护士唐子林一起做准备工作。

电话未告知去什么地方，为谁治病。

不久，汽车接我和唐子林到机场。

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同去的有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医生、护士。此外还有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

在机场上，从华东医院的人口中漏出，这次要治疗的病人是我们过去曾治疗过的。

中午，专机起飞。到成都己是傍晚。

到达招待所以后，才知为柯庆施治病。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赴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胡允平介绍完毕，便有一部分上海医生前往柯庆施住处看病。

我与放射科荣独山二人，因暂无需要，未叫我们去柯庆施住处、我们俩去吃过晚饭，在招待所里等候。很晚，才见给何庆施看病的上海医生回招待所。华东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我，柯厌施血压压低，现在好了些。

次日(四月七日)上午，由成都医学院麻醉医师闵龙秋等陪同，一起到成都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手术室、麻醉机以及手术用具，选择好一手术室，准备为柯庆施动手术用。从崔子义、董方中处了解到，柯庆施暂不宜手术，目前的诊断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当日上午，我的时间消磨在成都医学院附属医织的参观上。

下午，大约二时至三时间，我被叫去。因为柯庆施两天来未得好好休息，烦躁不安，要我为他注射镇静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柯庆施卧室。

我诊看以后，来到卧室外间，与医生们商量用什么镇静剂可使他安静下来。我提出用硫笨妥纳，会诊医生们同意，我回到自己卧室取药。

经薛邦琪同意，我准备给柯庆施注射硫笨妥钠。护士把零点五克硫苯妥钠用注射用的蒸馏水冲成七分之二点五浓度的溶液二十毫升。冲好后，我本想请当时在柯庆施身旁的医生去注射，因为我知道柯庆施不喜欢见到陌生的医生。当时，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于，拿着注射器，来到柯庆施床前。

在我动手注射之前，医生、护士们作了分工，一部分观察呼吸、一部分观察血压脉搏，由护士帮我，在柯庆施手上进行静脉注射。我把硫苯妥钠慢慢推入，自己边用手指扣住柯的脉搏，推入十毫升药水之后，柯庆施安静地睡着。呼吸、脉搏、血压，都没有大的变化。

我在床旁继续等候，观察五至十分钟，无变化。薛邦琪叫我离开柯庆施睡的地方，我就离开了。

晚上，薛邦琪又叫我去，于是我第二次进入柯庆施卧室。当时，柯庆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状。戴上面罩，给氧之后，也未改善。经医生讨论，决定气管插管呼吸。插好气管导管之后，发现呼吸、心跳停止。于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按摩一、两分钟之后，心搏恢复，呼吸没多久也恢复。

由于呼吸交换量不好，我守在柯庆施旁边，作人工呼吸与扶助呼吸，一直做到次日(四月八日)上午，才由成都医学院闵龙秋代我，我才休息了一会儿，但未离开。记得由于心搏停过又恢复，所以柯庆施头上放了冰袋，防止因缺氧可能引起脑水肿。

八日，我与闵龙秋轮流为柯庆施作人工呼吸，柯未见好转，血压低。开始使用升压药，效果尚可，但后来效果不好，不易维持血压，小便没有。

这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对我说：“这一次，怎么没有把尚德延找来？”我回答：“最好把他找来，多一个人好商量商量。”尚德延是北京阜外医院麻醉医师。1964年，柯庆施在华东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时，是由他和我负责麻醉的。

这天晚上，花了很大力量来维持柯庆施的血压。医生分为两组，分班守候在柯庆施床前。

贺龙参加了讨论柯庆施治疗方案，指定薛邦琪总负责。参加讨论的领导问志还有王一平、钱信忠。我未参加讨论，仍负责为柯厌施做人工呼吸、吸痰。我和闵龙秋轮流着。

九日上午，柯庆施血压仍不好，继续做人工呼吸。情况越来越差。用阿托品，用肾上腺素，均未见效。

中午左右，突然心搏停止。经胸外心脏按摩及心内注射肾上腺素等，心搏一度恢复。以后心脏又多次停搏。

最后一次停搏之后，大家轮流做胸外心脏按摩。我记得，医生、护士都排了队，轮流上去做，每人做几分钟。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了不少。胸外心脏按摩一直做到晚上，陈丕显、魏文伯赶到，这才决定结束抢救。

陈丕显对在场的抢救人员说了话，大意是医务人员对柯庆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无法挽回，鼓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

当天晚上，在成都医学院病理科，对柯庆施遗体作了解剖。由钱信忠带着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在一旁观看。经讨论，一致认为，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回沪前，我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柯庆施追悼大会，见到贺龙、李井泉、聂荣臻、董必武等。

后来，我们集体赴机场，把柯庆施骨灰护送上飞机。参加抢救工作的上海医生随专机一起回沪。

方兆麟医师把他参加抢救柯庆施的过程，写得清清楚楚。

然而，由于张凤瑛之死，调查组企图在柯庆施之死事件中查出一条“缝”，方兆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调查组查访了参加抢救何庆施工作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不伯压力，忠于事实，写下一份份外调材料，证明方兆麟无罪，使调查组找不出一条“缝”。

其中以华东医院院长、抢救柯庆施医疗小组负责人薛邦琪写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权威性：

……柯庆施夫人反映柯庆施非常烦躁，我和林、董、陶、崔等医师商量以后，考虑用硫苯妥钠，并提出请方兆麟参加讨论。方兆麟来后，我请他考虑用硫苯妥钩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说：“小剂量是安全的。”于是，决定用此药。药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制。方兆麟说，用小儿科剂量。配制时还戴口罩。配好药，由陶、方、我、胡一起进入柯庆施卧室。方兆麟打针，我们看着。他打得很慢。打完之后，病人打呼噜了。观察了一会，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庆施身旁。约半小时后，柯庆施手脚动了一下，但人未醒。……

柯庆施死后，当时我们在成都分析死因，对使用硫笨妥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打了硫苯妥钠后，人会动，乎之也能答应，话也会说。

讨论由吴阶平主持。

调查组本来把何庆施之死当作王牌，不料甩出去之后，万兆麟依然打不倒。

花样百出，费尽心机，调查组又着手查方兆麟的“后台”……

大胆推理之九：查出“后台”王维国

调查组的小楼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头，跟双眉紧锁的调查组成员所绞的脑汁成正比。

桌上，摊着那封他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徐景贤转来的密告信。

蓦地，其中的一段使他们产生灵感：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哦，是要”想得复杂一些“！

这里的”空四军“，不就是一条值得深究的线索？！

“空四军”，意味着什么？

调查组立即飞快地联想到当年的空四空军头目王维国！

王维国，林彪死党也。中山医院的医院军宣队，是空四军派出的。调查组把空四军跟王维国划上了等号。尽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王维国早已锒铛入狱、何况空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并非“王家班子”。但是，调查组却把张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跟王维国联系起来，跟空四军联系起来，追查方兆麟的“后台”。

这么一联系，这么一追查，又产生一连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这句话，是调查组查阅中山医院会议记录时，查到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调产组如获至主，立即上报“康办”。

很快的，张春桥也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

这句话，其实颇为令人费解：“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或许是张春桥过去到中山医院验过血。所以那里有张春桥是什么血型的记录。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是什么，这义有什么了不起？

不，个，调查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军”头上，觉得问题的性质越发严重了。因为调查组核对了几份会议记录，发觉那句没头没脑的话是记录者偷懒而造成的，全文应为：

“一儿七一年十一月，妇产科军宣队副组长。交代’支左办公室知道，中山医院有张春桥同志的血型材料。‘”

是呀，问题怎么会不严重：空四军的“支左办公室”从中山医院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材料，可见中山医院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情况多么复杂，怪不得会发生“谋害”张春桥之妹事件！

查！这样重大的问题，岂可放过？

带着“敌情观念”，开调查会，查线索，查来查去，这才查明：原来，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后，华东化工学院的学生Y和Z，参加了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后来，受到追查。他们把一份材料交给一医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在中山医院血库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库里。

辗转传言，犹如通过一面面哈哈镜似的，使事实完全走样、变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无关，跟空四军无关，跟张佩瑛之死事件无关，只得作罢。

奇怪故事之二：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住处地形。

这件事当然非同小可。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家的地形，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这件事也意味着：“谋杀”张佩瑛；由来已久。方兆麟的“后台”，就是王维国……

然而，这又是一个辗转“翻印”，完全走样了的故事。

那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张佩瑛因乳房出现肿块，在中山医院开刀之后，住于十二病室。一天，张春桥之妻李文静来到病房探望，被军宣队得知。于是，军宣队向上汇报，很快传入王维国的耳朵。

八月中旬，张佩瑛出院，在家休养。

一辆浅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驶过大世界时，停了下来。车上坐着三个军人，两男一女。他们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商店里买了两瓶桔子水。

轿车驶入高安路。三位军人步入张佩瑛家。他们放下桔子水之后，说道：“首长对你的病很关心，他特地派我们前来看望。”不言而喻，这“首长”是指王维国。

那位女军人，乃空四军模范军医。她说出了首长的意思：“空四军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欢迎你到那边住院！”

客套一番，小轿车扬长而去。

这就是“侦察地形”的经过！

其实，这只是一次“友好访问”，联络感情而已。王维国听说派去的使者，竟然只买两瓶桔子水为礼，曾大发脾气，责怪他们太寒酸！

至于“侦察地形”，用得着派三个人坐小轿车去惊动张佩瑛？这是极普通的军事常识。然而，调查组偏爱上线上纲，故弄玄虚。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经调查组汇报之后，曾使张春桥暗暗吃惊：王维国曾秘密调看了张佩瑛的档案，不仅从中知道了张佩瑛过去曾隐瞒政历问题、虚报学历、风流韵事等等，而已知道了张春桥父母张开益、宋蕙卿的种种情况……

从此，张佩瑛的干部档案被张春桥下令封存、调走，不许任何人查看！

于是，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受到了调查组秘密审查……

上挂下联，审查面越来越宽，打击面越来越大。

方兆麟被关入秘密监狱

绝密档案里的一份《情况汇报》：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年七时十左右，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放在工作服袋里的门的钥匙不见了，到处寻找。这时，方兆麟声称在上厕所时，在那是地上拿到一把钥匙，交了出来。

经追查，昨大下午五时左右，方兆麟上厕所时、从挂在门后的白大褂的衣袋巾，拿走实验室的钥匙，偷偷放在洗澡间门框上方。准备要寻死时，用钥匙打开实验室煤气间，以煤气自杀……

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实验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那里是一幢幢花园洋房，谁也没想到竟是秘密关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单独隔离。看守透过门上的小洞，随时监视着方兆麟的一举一动。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钟的放风时间里，有一次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他对面的监房。

又很偶然，从对面房间传出的审讯声中，他得知那女人是王维国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么地步--他确确实实成了要犯；

十一次，十二次，……十七次，十八次……调查组一次又一次前来提审他。今天审讯这个问题，明天审讯那个问题。他们仿佛要用显微镜把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要查一遍！

调查组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上中学的时候，骑的那辆英国力士牌自行车，从哪儿来的？你跟英国有什么关系？”

唉，他还吃过美国奶粉，用过日本牙膏，穿过印度绸、苏联布，调查组怎么忘了调查？！

“你家厕所的灯，为什么一会儿红，一会儿绿？那是什么信号？”

唉，厕所里点的是一盏经济灯，本来用红色灯管的，坏了以后换到绿色灯管，难道这也是“特务活动”？！

面对神经质的调查组，方兆麟的神经也被扰乱得有点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监狱，急坏了妻子万延钰。如果不是因为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最令人寒心的是：调查组要方兆麟揭发万廷钰，要万廷钰揭发方兆麟……

调查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监视者。谁来方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一记录在案。一有要紧情报，当即用电话通知调查组……

叶景馨在妇产科医院，大会批、小会斗，白头发骤然增加。她从十八岁起做护士，二十儿年来，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薇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肠粘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上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大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而对调查组的淫威、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

他写下了这样的信：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他写了申辩信给徐景贤--因为他在为高于治病中认识徐景贤，托调查组转交。

调查组冷笑了：“你写信给徐景贤？告诉你，我们就是他派来的！”

原来如此！

调查组深知方兆麟认识的高干颇多，生怕他还给别的高干写信，来了个突然袭击--搜查隔离室。

他们查到了方兆麟写给妻子的一封无法寄出、近乎遗嘱的信钰：

我没有故意去陷害张佩瑛同志，这是肯定的。处理是组织上的事。

要自己保重身体。对不起您。

孩子设法培养大，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有困难找我兄姐帮忙一下。

我办公室右手抽斗信封(瑞士)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时积下的(钥匙在学习班处)。

短白大衣在麻醉科柜子里。

把业务书和杂志都卖掉罢！剩一些政治书就行。

王洪文重申“此案要严肃处理”

一双擦得乌亮的皮鞋，在地毯上缓缓来回移动。秃亮肥硕的脑袋耷拉着，陷入了沉思。马天水一言未发。

徐景贤歪着脑袋。

王秀珍竖着浓眉。

眼看着张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调查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谋杀”、“政治陷害”、“阶级报复”的证据。照此下去，怎么向张春桥交代？

“康办”。“马徐王”又一次召见那个秘密调查组的头目。

他们在密谋：纵然查不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残’的证据，也要给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几年呢？

听完调查组的汇报，过了半晌，徐景贤终于开口了：“看这个情况，判个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听，摇头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贤马上把难题转移到马天水那儿，说道：“马老，你以为怎样？由您定吧！”

马天水不吭声，面有难色：判少了，得罪了张春桥，非同小可；判多了，将来医务界再出医疗事故，就不好处理了。

马天水踱着方步，慢吞吞地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个字眼：“情节是恶劣的，问题是严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该是说说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滑的马天水，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却道：“如何处理，你们打个正式报告，提个建议，我们再研究，然后送法院判决。”

这么一来，判刑的事，要转往法院。

一听说要转法院，消息马上传到张春桥那里。很快，通过家门，说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此案绝对保密；第二，判刑后方兆麟要单独关押。”

既然要“绝对保密”，法院不能看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怎么给方兆麟判刑？

至于单独关押，法院也以为很难办到。

于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来。方兆麟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秘密监狱之中……

调查组经过一年的秘密调查，终于写出了“结案报告”，虽然开列了方兆麟的一系列“罪状，但是毕竟无法证实王洪文在”张死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批示“：“这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的破坏。”

结案报告送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调查组等得心焦--“中央首长”对结案报告不作表态。

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来到上海。马天水向他当面“汇报”了张佩瑛案件及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姚文元只是听着，不作明确答复。

八月，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徐王”一起赶去，向王洪文当面“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方兆麟？王洪文气呼呼地说：“对此案要严肃处理！”

就在“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严惩方兆麟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周总理当面质问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被关押了十八个月零四天的方兆麟医师，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东西！

方兆麟一边迈着浮肿的双脚，开始收拾行李，一边心中疑惑，不知是要拉去枪毙还是转移到别的监狱。

万万想不到，一辆汽车来了，竟把他送回家。他，见到了久别、消瘦的妻子，见到了大女儿和他心爱的那对双胞胎！悲喜交集，他仿佛身在梦中……

虽然在他获释之际，看守板着铁面孔对他宣布：“出去，不等于解放！你还要继续交代罪行！”然而，此时此刻，他毕竟与亲人团聚了，毕竟自由了。

三天之后，方兆麟被送往位于上海郊县奉贤的上海市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虽然连一名“五·七战士”的资格都够不上，被迫“边劳动，边交代”，但是终究比秘密监狱中的囚笼生活要松宽得多。

方兆麟在奉贤劳动了近一年，直至他听说张春桥倒台，才欢天喜地回到了上海……

方兆麟能够逃脱“四人帮”的罗网，突然获释，一直是个谜。

“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奥秘。

经过多方寻访，我终于获悉：当时，此事惊动了重病罹身的周恩来总理！

方兆麟曾见过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4年，柯庆施要做肺癌切除手术，周总理问过治疗方案，并接见了医疗小组。方兆麟当时担任手术麻醉师。

周总理很快就发觉，医疗小组中有的医生情绪紧张，生怕在手术中出半点差错。

像聊家常似的，周总理跟医生们说起一桩看似平常的小事：

“我的理发师跟我很熟，给我刮胡子的时候，又轻松又快。

“有一次我出差，一个陌生的理发师给我刮胡。大概他知道我是‘国务院总理’，拿剃刀的手都有点发抖，面色挺紧张。我就跟他聊天。一会儿，我们就熟悉了，他也就一点也不紧张了

医生们明白了周总理话里的意思……

方兆麟多年参加高干医疗小组，结识了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当这位保健医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调查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况如实地向周总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