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曾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指出，整个反右运动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邓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邓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邓小平靠反右起家发家
邓小平反对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使胡耀邦在平反冤案进程中遇到了强大阻力。为什么邓小平反对为右派平反?因为，邓小平是靠反右起家，又靠反右发家。正是在一九五七年及以后不断反右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中，邓小平终于成为中共第二代领袖，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邓小平不可能为右派真正平反，绝不能自己拆掉他上台的垫脚石。
在毛泽东、邓小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眼中，主张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同意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邓小平一九五七年总结反右派运动的报告中，认定“为了方便起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起说”，这样，正是邓小平本人，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兴无灭资”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邓小平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要消灭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资产阶级右派。
从一九五三年起邓小平紧跟毛泽东，成为反右的急先锋和副帅。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阶段，人为地中断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论点，受到了批判;相当于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实际上被毛泽东废除了、失效了。
邓在国内国际上反右
在反对高岗的斗争中，向毛泽东告密而倍受重用的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担任了反右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成了打击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和二百多万中右分子的反右急先锋和副统帅，坚决贯彻毛泽东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此后，从反对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批判粟裕的军内斗争中，到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反对《刘志丹》小说案引发的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直到“四清”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上上下下夺权斗争等等，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名称不断翻新，实质上始终是反右的斗争中，邓小平是积极紧跟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不仅在国内反右，在国际上也反右。中国共产党在同苏联共产党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争论中，邓小平是著名的、现在看来是极端错误的极左的“九评”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也是多次同苏共直接论战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受到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的最高规格的奖赏，证明了邓小平左的“可爱”。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批判邓子恢农业上的“三自一包”，批判王稼祥国际关系的“三和一少”，矛头实际上针对刘少奇、周恩来等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人。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直接“炮打司令部”，公开要求清除中国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专政，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夺回被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领导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使整个党瘫痪。虽然毛泽东把邓小平打入刘邓修正主义反革命司令部、定为第二号走资派，但是区别对待，没有开除党籍，重点保护。邓小平的态度是“等待”。毛泽东考虑的是，“如果林彪身体不行，还要起用邓小平。”实际上，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后，确实想到了、也实际上起用了邓小平。只是邓小平不同意毛泽东文革“三七开”的结论，一九七六年在又一次起来后又落下去了。因此，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要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中，仍然强调“四人帮”是“走资派”。也就是说，邓小平认为，“走资派”的帽子应当由“四人帮”戴，而不应该戴到一贯反右的左派邓小平头上，他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反对“走资派”。因此，邓小平始终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文革遭遇，并没有改变邓小平反右的理念、观点和决心，也没有改变邓小平反右的铁腕手法。
邓小平反右的核心理论基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
邓小平认定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他反对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时代、革命、阶级斗争、主义的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支撑的。
毛泽东、邓小平一贯反右的极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认定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垂死、灭亡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是优越的社会主义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时代。而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夺取政权以后，还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包括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姓社姓资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毛泽东发明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六条标准”(后来邓小平简称为“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两条，从思想、言论划分敌我矛盾。因此，毛泽东、邓小平以反对国际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名，要制造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大论战，使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认为这是继列宁第三国际和伯恩斯坦、考茨基第二国际分裂的又一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斗争。
这样，在国内、党内，毛泽东、邓小平就必然要反右，自认为是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正统，坚决反对、打倒所有坚持、同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领导人、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认定这些人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走资派、国际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走狗，右派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同时不断地开展反右、反右倾、反修、灭资的群众政治运动，批判思想、理论上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所谓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陆定一晚年说：中宣部的任务就是研究、领导今年批这个人、明年批哪个人的思想批判运动。
而且，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四人帮”他们把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这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峰、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这一套理论体系有四个理论支柱，就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根源的理论。因此而建立起一整套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相应的思想、文化。
以“四个凡是”反对“两个凡是”
这样系统的左的理论，邓小平只从经济上进行了批评、扬弃，搞了改革、开放。他在思想上同意批评“两个凡是”，主要为了从天安门事件中摆脱关系，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给华国锋的信中首先表示的是“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一五七页)。实际上，从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这件事，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并没有像胡耀邦那样要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逐步否定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路线。邓小平走的仍然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的道路。他以“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凡是毛泽东思想、凡是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凡是毛泽东所推行的共产党所领导都应当成天经地义来遵守，谁要是违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邓小平坚持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的实质。
邓小平一生在政治上忠实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在毛死后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坚持毛泽东的政治上左倾路线，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邓小平思想停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错误立场上。
在经济基础方面，毛泽东过急地脱离实际地要求经济落后的中国，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同意经济上改革开放，重新引进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提农业上的集体所有制、规模经营的方向，工业上的全民所有制为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切都说明，他思想深处仍然是反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
在上层建筑方面，毛泽东建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方法，特别是一党专政的统治学说，邓小平在实质上继承下来了，具体表现在他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是灵魂”等口号上，特别是他不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以及搞清污、反对人道主义和异化、反对人民性、反自由化、反对“八九民运”，直到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等等的具体行动上。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裹足不前，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停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思想和立场上。
综上所述，邓小平拒绝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平反，是他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思想、立场的必然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仍然是他的反右派斗争的思想理论在作怪。
从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看邓小平反右思想源远流长
毛泽东、邓小平坚持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
从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第二国际分裂为三派，成立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批判主张和平过渡的第二国际是修正主义右派。后来第三国际解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际共运正统派又批判赫鲁晓夫、铁托的修正主义右派理论，批“三和两全”。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看，右派、修正主义被当作政治上、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而左派永远是正确的路线的代表者，即使有错误，也是好心犯错误的方法、方式问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实质上是左右派两条路线的斗争史。
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看，坚持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是左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是右派。左派永远得势，即使王明左倾路线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党遭受巨大损失，仍然是党的领导人。如果定为右派，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都可能消失，在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中，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悲惨命运就是证明。在党内始终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造成宁左毋右的历史现象与传统。
由于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条成为正统的权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而且被认定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邓小平就自然而然地完全继承了这一套左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社会科学论点和路线斗争史，并以此为武器不断地批判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
兴无灭资永保中共一党专制
邓小平坚持“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观点，来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理论，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彻底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全面根除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思想意识、文化等，认定只有这样“兴无灭资”，才能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世长存，也就是要不断地进行反右派的政治思想斗争。
反右派斗争的内容和目标主要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化)的命，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无灭资”，认为要使资本主义断子绝孙，斩草除根，才能建立起一个毛泽东思想统治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新世界。
按照官方党史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经历了十一次反对左右倾的路线斗争，从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到“四人帮”为代表人物的路线斗争。除了在井岗山和文革中受到了批判以外，邓小平在他参与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都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一边，坚决地反右。但是，根据陆定一等人晚年反思，除了王明、“四人帮”勉强可以算为左倾路线以外，党内的九次路线斗争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很难说是路线斗争。而且，现在认真研究和反思，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应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符合国情实际的正确路线。而邓小平，很遗憾，没有进行这样深刻的反思，他从中国共产党历次路线斗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必须反右，甚至在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时，也要强调批“形左实右”的路线。
还必须指出的是，多年来，共产党的历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后遗症和思维惯性，造成的后果是，党内普遍认为：“左是思想、工作方法问题，是党内思想认识问题。而右是阶级立场问题，是政治路线问题，是敌我矛盾。”如果被党组织认定是犯了“左”的错误，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上面领导要保护执行者的革命积极性。而一旦犯了“右”的错误，就会被定成阶级立场、阶级路线的政治问题，甚至变成“敌我矛盾”，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从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多年来一贯反右，一系列的反右运动，无论戴上什么新标签，都是“反革命”、“反动”的“敌我矛盾性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是阶级敌人等等，这都证明中国共产党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过敏的反右症，把阶级斗争夸大、扩大化，再加以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以维持小宗派的绝对权力。
邓反右派思想源远流长
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误认为只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一直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因此，邓小平的反右派思想源远流长，绝非偶然。
邓小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反右派的教育，使他坚决地站在列宁、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一边，作为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支部的成员，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同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在党内打击反对派，以残酷斗争、人身消灭的方式，把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等老革命家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杀死。斯大林反右派政敌的方式，对邓小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实际上形成了邓小平反右派决不手软的斗争理论、坚强决心和铁的手腕。这样，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斗争史中受到的最重要的教育是反右，要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走到底。很可惜，邓小平同“四人帮”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特别是通过议会斗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仍有发展潜力的思想，视若罔闻，实际上同“四人帮”一样把恩格斯晚年着作当成修正主义。因此，邓小平并没有从马恩晚年正确思想中得到启示，仍然在他的晚年继续坚持反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要反二十年、五十年。邓小平并没有像胡耀邦那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实践。邓小平走的仍然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极左路线。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生，就是反右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