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期间，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会场合影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人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
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
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人中共。
1921年6月，瞿秋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人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
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鋳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
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
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剌。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
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4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
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
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
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
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何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内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
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足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人“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缀。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曰，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相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虽然早不是什么髙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
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髙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
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H，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
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内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