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生前曾说，邓小平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
中共建制后，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政治运动，当首推1957年大规模构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这场以党的名义践踏宪法，侵犯公民人权的运动，是由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并由邓总书记亲自指挥的。而《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历史性文件，铁证如山的印证了毛邓共同策划“引蛇出洞”的阳谋。
该报告是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但此前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由毛泽东亲手修改并作了如下批语“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这个报告的发出，由此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117人。
然而，1978年之后，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右派问题时，被视为中共改革派领袖的邓小平，因为反右运动是他亲自指挥的，所以就十分强硬地强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邓小平对右派平反大加阻挠，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只是“扩大化了”。
1987年，方励之等因写信给当年曾是右派分子的钱伟长，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讨论会，吸取当年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但钱伟长竟将方励之给他的信媚献了邓小平。邓小平在赞扬了钱伟长之后，将当年有意翻案的右派分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开除出党。其实，晚年的毛泽东就看透了邓小平，认定邓“死不改悔”。赵紫阳也在生前与老战友宗凤鸣先生谈话时说：邓小平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然而“死不认错”的邓小平，在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的同时，却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悄悄抽掉了他的反右极左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其实这种极其心虚的小动作，恰恰印证了他企图掩盖自己极左面目的事实。历史既不能被抹煞，也不能被掩盖!邓小平的《关于整风运动报告》已经铁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本文以《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登载的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为据，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将邓小平反右言论抬上当代媒体的焦点上，接受公众舆论的再审视，看看这位指挥反右、封杀民主墙与镇压“六四”的三朝元老的一贯逻辑。
57年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毛委任为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就是当年指导中共反右斗争纵深发展，特别是向基层推进，以扩大加工政治敌人成果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全面体现了毛泽东的反宪法，迫害异己的政治意图，提出对右派分子，特别是党内右派分子，要坚决反对所谓“温情主义”，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在理论上肯定了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左论调。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长篇大论地共讲了8个问题：一、运动的一般情况。邓小平指出，4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运动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必须争取全胜。二、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三、关于农村。邓小平指出，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四、关于工人阶级。邓小平指出，有必要在整风中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关于少数民族。邓小平说，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六、关于军队。邓小平指出，军队一般比较纯洁，在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风，并以干部为重点。七、关于党和团。邓小平指出，在运动中，党员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八、改进工作，争取全胜。
关于反右斗争的性质和意义，邓小平在报告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说，“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邓当年对待知识分子的嘴脸十分险恶，该报告明确否定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强调：“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在这里，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而且是与无产阶级较量的敌人。邓小平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具体到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什么人应该划为右派分子呢?这篇报告给出了标准：右派“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的极左意识里，知识分子要自由就是右派，就是敌人。“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谁反对了，或者说动摇了，谁就应被划为右派分子处罚。
邓小平认为，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党的政见，就是他们的“时机”。他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地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特别值得重视得是，这个报告还以极左面目大批党内的“温情主义”问题：“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甚至到1957年“反右补课”时，邓还一再警告说，党内存在“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危害。这反映出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异己，打棍子、扣帽子毫不手软的一贯逻辑。邓小平强调，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下令“六四”开枪。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错估了毛的旨意，又一次用了反右运动的老经验，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对当时的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都派出了加工政治敌人的工作组，先后迫害了好几万“反动学生“和”反动教师“。文革后，他利用了”民主墙“否毛运动重新上台，大搞有关毛说他错了的一切”翻案“。当”民主墙“上揭露出他就是反右运动急先锋时，邓小平便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比反右运动更无情的铁腕。不仅取消了他在《关于整风运动报告》中大加赞扬的”四大自由“，坚决封杀了”民主墙“，而且在全国逮捕、判刑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89年当他成为太上皇之后，甚至亲自下令向爱国学生开枪。这比毛泽东说过的：右派一个不杀，大多数不抓，要残酷得多。
也曾很”左“的李维汉，在文革后反思反右运动时指出：“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李维汉又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邓小平却重不认帐。这就迫使今天的正义之声，一定把邓小平的《关于整风运动报告》押上时代的审判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