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邓小平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那里疏通一下。邓对邓力群比较好一些，但也觉察到他喜欢搞左的那一套。邓曾说过，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提出的修改稿，虽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说过的话，但邓力群是要将方向引导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谈话时，邓还重提了这件事。并说邓力群这个人固执，是湖南骡子。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胡耀邦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217】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218】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219】，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这一情况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但选举常委时又落选了，这次十三大选举办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给代表们一点民主权利，代表们就运用他们的权利，作出了这种抉择。
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邓力群和陈云、李先念、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邓力群在1980年通过他掌握的书记处研究室，大力宣传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其实我也认为陈云同志过去在经济工作上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他的掌握，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很多主张还是正确的，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他表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当时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一大二公的时候，陈云还是主张大计划小自由，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是有许多保留的。邓力群在这个时候宣传陈云思想，很明显地是用宣扬陈云的经济思想来抵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前面我说过了，1987年我曾建议调李瑞环协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工作。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谈话，发表了所谓“责任重大，学点哲学”的这篇讲话。这话是讲给我听的，由薄一波记录转给我。形式上要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认为我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邓力群这些人离开了宣传战线。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220】，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李先念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在传阅邓小平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李先念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至于邓力群和王震的关系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国初期，邓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长。王震后来因为牧业合作化的冒进受到中央的批评【221】。邓力群当时站在王震一边，竭力维护他，从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222】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况说明，邓力群的事发生后，老人们更加加深了对我的不满是毫不奇怪的。
这前边的一大段，主要讲的是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如何将大反自由化那样一种气氛，转到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创造一种有利于召开十三大的气氛。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概括为口语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过年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吧，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这股风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223】，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224】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陈云、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因为他是留苏学生。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225】，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这里说一下，在酝酿总理人选时，是不是考虑过让万里来当总理?因为我任总理时，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务副总理。据我所知，在酝酿过程中没有提出过要万里接任总理。原因有两条，一是万里得罪人较多，首先七人小组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七人小组里不少人对他印象不好;二是邓也不会提出他，因为他年纪大。邓一直主张我不做总理后，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当总理。
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在耀邦领导下，有事首先向书记处请示汇报，耀邦直接抓，然后再到老人那里去。这次是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226】、伍修权【227】、高扬参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在耀邦辞职前，邓没有过问过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组成立后也没有过问过。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为涉及几位老人留退问题，所以邓把它直接抓在手里头，通过七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耀邦辞职后，由五人小组代行常委的职权，五人小组同七人小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组代行常委职责，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组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甚至把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也抓了过去，说是他们要考虑十三大人事安排，现在的干部调动、任命也与此有关。1987年因兴安岭森林大火林业部长被撤职【228】，要任命一个新的林业部长，但由于七人小组的干预没有办成。当时我出访在外，家里工作由万里主持。万里对此有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于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组会上，邓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日常干部调动仍然由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七人小组不要干预。薄一波在会上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意见就告诉宋平，要宋平去办。薄一波说，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对各省、市、各部领导人进行考察，因此组织部在研究干部调动时，要和他们商量。
在十三大召开前，他还通过宋平向我表示过一个意见：现在的七人小组，十三大以后最好还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以便协助中央把干部工作搞好。本来七人小组是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现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后还要存在。很明显，就是要把干部管理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转告薄，还是按原来定下的，十三大以后七人小组就完成了任务。至于干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议。薄的打算被我拒绝，对于他这样一个十分喜欢揽权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积极从事反对我的活动，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172】“务虚”是毛泽东创造的新名词，指通过漫谈，对现有官方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重新释义，藉以统一宣传口径，并非学术性的理论研讨会。这次著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时间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开始由胡耀邦进行解放思想的动员，最后由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邓作收场的报告时间是1979年3月30日。
【173】“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时代中共控制意识形态的最初的底线。后来，由于中共在实践中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的态度日渐显露，因此“四项基本原则”在近来的官方文件中已经鲜有提及，四个原则已经浓缩为一个最高原则——坚持一党专政的原则。
【174】“生活会”，亦称“组织生活会”，是指中共党支部(党小组)成员以“检讨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内容的党内生活制度。这种生活会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一般极少开“生活会”，除非在党的领导人之间出了严重的不协调，必须通过斗争来统一思想或进行改组。
【175】郭罗基(1932-)：江苏无锡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引起邓小平的不快。
【176】胡绩伟(1916-)：四川威远人。中共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消一切职务。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苏省武进人。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14个月。
【178】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79】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文革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小平)。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82】陆铿(1919-2008)：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
【183】郑必坚(1932-)：四川富顺人。时任胡耀邦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1992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84】这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内容是毛泽东对中共未来政权的设想，后成为中共建国的理论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所谓“旧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所谓“新民主主义”字面意思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成分及倾向的一种民主形式。中共夺取政权以后的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只是中共争取中间力量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时所使用的口号，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185】于光远(1915-)：上海市人。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86】方励之(1936-)：浙江抗州人。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1987年因同情学潮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187】“五人小组”：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到1987年10月中共的十三大召开前，临时机构“五人小组”代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组长赵紫阳，成员有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
【188】用邓小平指定的“五人小组”来取代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常委显然是违反党章的，但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惯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实质上是绝对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的一种表现。
【189】“团”是指“共青团”、“团派”是指出身于中国共青团的中共领导干部圈子。除传说中的相助提拔关系以外，没有证据表明“团派”在党内具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主张。
【190】王鹤寿(1909-1999)：河北唐县人。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191】指吴江所着《十年的路》。该书由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陈俊生(1927-2002)：黑龙江桦南人。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193】“七人小组”由邓小平指定负责筹备中共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临时机构。其成员有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开始七人小组直接对邓小平负责，1987年7月7日邓小平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167页)。
【194】朱厚泽(1931-)：贵州织金人。1983年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5】“拨乱反正”本指扭转乱象，是中共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时的使用的习惯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197】王维澄(1929-)：浙江桐庐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熊复(1915-1995)：四川邻水人。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9】“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主政时的口号。原句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早出现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
【200】卢之超(1933-)：江苏宝应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201】江流(1922-)：山东柄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202】高扬(1909-)：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3】张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学评论家。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204】刘宾雁(1905-2005)：吉林长春人。《人民日报》名记者。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205】张显扬(1936-)：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206】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著名剧作家、导演。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208】苏绍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论家;1982-195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209】孙长江(1934-)：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210】指陈俊生的《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鲍彤的《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学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212】钱李仁(1924-)：浙江嘉兴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213】梁步庭(1921-)：山东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1983-1988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214】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215】阮崇武(1933-)：河北怀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216】张曙光(1922-2002)：河北饶阳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1986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离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17】李瑞环(1934-)：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18】李锐(1917-)：时任中顾委委员。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219】李锐《给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4月号。
【220】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成立于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任务是协助总理和副总理协调财政、金融、商业等部门的工作。
【221】1952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布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犯了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次定改组中共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和财委主任职务。
【222】叶选宁(1931-)：出生于香港。中共元老叶剑英次子。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223】这里的“七人”，指原来拟议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选，即：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
【224】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225】编者注：作者记忆有误。李鹏违反外事纪律，不是擅自决定访问苏联;而是擅自决定要随行的一位副部长，单方面推迟早已通过外交途经商定的访问某国的日程。
【226】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227】伍修权(1905-1997)：湖北武汉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任中顾委常委。
【228】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发生100万公顷特大火灾。林业部长杨钟及副部长被撤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