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讲到：“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中国古代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和言论，都是为了彰显美德，杜绝违逆，劝人为善，惩罚罪恶。看看中国庞大的一部历史，就是由因果思想交织而成，小到个人士途、家族兴衰;大到王朝更迭，世事变迁，无一不是因果相报所致。在魏征等人编撰的《群书治要》中，同样也节录了大量关于善恶、因果的史实和言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史书中留下了因果铁律的见证。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征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唐太宗对侍中魏征说，自古以来，君王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这都是由于他们从小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骄奢淫逸，贪享福贵，不了解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道理。唐太宗想让所有的皇室子女都能了解古人的言行，以此作为他们的行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征辑录古代帝王子弟成功与失败的故事，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赠送给各个王子。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意思是：凡诸侯君王有国有家者，他们的兴盛是从不断做善事开始，他们的衰亡也是因不断的作恶所致。所以可知，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个人的声名，不作恶也不至于让自己毁灭。诚然祸与福是没有定数的，一个人吉凶的关键在于自己，是自己的善恶行为造成的，这岂是空话?此书编成后，唐太宗非常嘉赞，对诸位王子说：“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可见唐太宗对善恶因果的教育非常重视。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不同果报。提起因果报应，有人会说那是佛教的概念。其实，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比如《周易》、《左传》就已经出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中华文明流传五千多年，其重要的核心就是传递因果，人们在因果报应的影响下，重德行善、趋吉避凶、荫福字孙。因果思想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份，长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着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上至圣人先哲、下至贩夫走卒。
今天看来，因果报应思想，在很多人视为迷信、视为宗教术语时，这一思想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中，和众多的“盛世”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缔下了不朽和灿烂。现在想来，这也是以文化软实力成就各行各业经济富庶的奇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