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象史沫特莱一样投身于共产国际对中华民国的赤化和颠覆活动。王安娜甚至假扮过沈钧儒的德国儿妻，通过她在中国的活动和相关回忆，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如何通过“七君子”等共产头衔与“西安事变”等红色诡计欺骗世人，争取民心，篡夺政权。
一九六四年，当王安娜在西德发表回忆录《我为毛战斗过》，宣传毛泽东，糊弄德国人时，我还没有出生。四十六年后，因共产暴政流亡德国的我，才在揭露红色宣传时，注意到王安娜等一系列外国人曾投身于共产国际赤化中华民国的文宣武斗中。不过王安娜虽为中共出了不少力，但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因而不得不与王炳南离婚并在一九五五年独自离开红色中国，回到苏联在德国的殖民地东德。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闹僵，东德站在苏联一边，王安娜受到排挤，于是移居汉堡。
王安娜的自传在翻译中文时被改名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于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出版。二零零九年又被改为《嫁给革命的中国》再版。在由中共操纵的一切媒体包括史书中，不缺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王安娜（一九零七－一九九零）以及把她带到中国的王炳南（一九零八－一九八八）的宣传资料，但相关的史实一般读者却难于获知，因此值得介绍。
一、国际共运的简况
共产主义从问世后就因其邪恶在各国遭到抵制。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列宁趁机在与俄国沙皇打仗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下，成功掠夺了“二月革命”的果实，在俄国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或曰红色暴政。列宁收买里德等美国笔杆子伪造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光辉形象，然而真相只能暂时隐瞒。列宁的劣迹与死于梅毒的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
一九一九年，列宁在莫斯科第三次成立共产国际后，为了迷惑世人，打击敌人，开始散布诸如，苏维埃政府要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之类的谎言。
德国共党也于一九一九年就成立。在德国的红色势力已强大到既差点就武装夺取政权，又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地步。蔡特金就是那时红色势力的名人，希特勒借助反共势力上台后，德共被驱逐出议会，蔡特金逃到苏联，并死在那儿。
但在中国，这一时期却主要有因嫖妓伤妓被媒体曝光而遭北大开除的陈独秀在利用《新青年》诲淫诲盗，宣扬歪理邪说。
一九二零年二月，俄共夺取中西伯利亚，打通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上海建立红色据点，促成陈独秀等于八月成立中共。
一九二二年，经过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战争，列宁得以巩固红色暴政并赤化俄国的几个邻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除苏联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林堪称国际共运的枢纽。无数第三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都曾在柏林活动；而不少中共高干比如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在柏林认贼作父，加入共党。
只有张申府是先与陈独秀、李大钊有联系后才出国“亲共简学”。张申府到了欧洲后，不象一般的留学生一样专心上学，而是按陈独秀的要求积极在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发展邪党成员。张申府先把与他同居的刘清扬发展成第一个女共党徒，然后两个“革命伴侣”共同把周恩来等拉上贼船。
一九二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书记是张申府。十月，到欧洲寻找出路的孙炳文和朱德就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中共旅欧支部及其青年团的共产活动遭到曾琦、李璜等正派人士抵制，他们于一九二三年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宣扬国家主义，用以抵制无视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或曰马克思主义，但中共党徒的活动受到各国共党的支持，尤其是莫斯科的经援。苏联对中共的经援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才中断。
欧洲各国和日本对列宁夺取俄国政权并企图赤化世界都加以抵制，包括武力干涉。苏共占领西伯利亚后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自然遭到北洋政府的抵抗。吴佩孚等各方要员都要苏共军队撤出外蒙古。
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孙中山想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列宁的宣传所吸引，双方开始接触，商讨合作事宜。一九二二年六月，孙中山因坚持发动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与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分裂后，在蒋中正的支持下，决定正式要求苏共从西北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派蒋中正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并落实西北军事计划。在苏联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访问之后，蒋中正失望地回到中国。蒋中正无法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因为苏共已视外蒙为自己的领地，不容孙中山染指。蒋中正也因此对苏联有了亲身感受。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就在致廖仲恺的信中认识到，“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孙中山在困境中，不择手段，饮鸩止渴，同意“联俄容共”。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对外公布《孙文越飞联合声明》。越飞是苏联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是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马林。鉴于三民主义与各国政治经济秩序一致，而共产主义或苏联则与此对立，孙中山在声明中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一九二三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先去苏联，然后回国。一九二四年，列宁死于梅毒，但黄埔军校在苏联提供师资、经费、装备等援助下在广州成立。张申府也因此得以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在他的推荐下，二十六岁的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成为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暗中从事赤化工作。
一九二五年，中共开始打着反帝爱国的幌子在全国各地搞类似“五卅运动”的赤化活动。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支持，孙炳文便在其中。而朱德则在同年因参加非法游行被捕后遭到德国政府驱逐。朱德便带着贺治华投奔苏联，先学马列，后学军事。一九二六年，朱德被派回国，赤化四川要人杨森。留在苏联的贺治华生下朱德之女朱敏后与另一共产党人霍家新同居。他俩后来象顾顺章一样被共党视为叛徒遭到其“红队”暗杀。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领导人，固守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为了继承孙中山的意志，准备用“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曾任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等人，聚集在孙中山的灵柩所在地北京西山碧云寺，达成反苏、反共等决议。这是国民党中第一批识破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西山会议派。
蒋中正可能因“联俄容共”的实惠一时被迷惑，公开反对西山会议派。然而三个月后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中正就因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未与汪精卫商量，便采取拘捕听命于苏联顾问季山嘉的中山舰舰长共党成员李之龙等一系列反苏反共行动，导致汪精卫辞职出国，蒋中正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但蒋中正一年后才在英美法意日五国于四月十一日发出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惩罚北伐军针对外国人的暴行后，被迫清党剿共，通缉鲍罗廷等共产党人。对此生长在中国并创办燕京大学的美国基督徒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写到，孙中山“恳求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美国）援助他，但是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苏联派去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鲍罗廷和加伦（Galen）带领的顾问们和其他援助。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他们就以苏联的方针组建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这个改组仍在继续。他们策划了‘北伐’。他们编在从广州到汉口铁路的那个支队，在汉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那次进军中，伴随着许多毫无约束的放火和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惨杀。”而且“强烈亲共产党的武汉领袖，为了使蒋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派了一队士兵，去谋杀在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多数是传教士”。那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的赛珍珠（Pearl Buck）则在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一度离开中国。她的父母象司徒雷登的父母一样都是从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
汪精卫在亲自读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弃国民党，武装夺权的《五月指示》后，才明白共产党的邪恶。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起，被迫开始用武力清除共党后，汪精卫也于七月十五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职。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共产党在南昌、广州等地举行暴动，导致国民党在南京的临时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底与苏联断交。
蒋、汪等识破苏联企图赤化中国的阴谋后，开始领导各界奋起抵制赤祸。德共在一九二七年发起“五·一”游行，抗议中国清共。同年春夏，在各国共产党组织支持下，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分别在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等国支援中共的集会上作报告，为共产党赤化中国搞宣传。共产党赤化中国的企图在以蒋中正为首的各界要人的抵抗下破产后，旅居欧美的中共党徒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党、团组织，后来成为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继续支持共产国际颠覆新兴的中华民国。
王安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柏林碰到曾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的王炳南。
三、王炳南的活动
王炳南之父王宝珊与杨虎城是军中战友。一九二六年，杨虎城在吴佩孚手下任师长时，王宝珊是杨虎城部下的参议。王炳南秘密入共后，于一九二八年到杨虎城军中从事赤化工作，遭到追查后，在杨虎城的保护和资助下，一九二九年先到日本，一九三一年转到德国柏林。
王炳南象张申府一样，出国不是留学，而是以留学的名义从事“国际联络工作”。所以，当年也曾留学柏林的北大德语教师程远后来对学生赵鑫珊说，“那时他还是个热衷于跳舞的公子哥儿”。其实不然，王炳南象周恩来一样，一边干违反欧洲各国宪法的赤化工作，一边与王安娜之流的女人来往。
王炳南被派到柏林后，在二十五岁那年认识了王安娜。对此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王炳南象周恩来等一系列共产党猿一样在德国没有吸收西方的文化，而是自愿接受列宁的赤化。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反共势力的支持下合法上台。希特勒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对非犹太国民有利，红色势力在德国遭到毁灭性地打击。王安娜于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与王炳南结婚，获得中华民国护照。
在周恩来撇下其德国情人，留下一私生子回国接受任务时，王炳南则带着德国妻子一起回国完成共党交给的新任务。
一九三六年二月，王炳南与王安娜从柏林到苏联接受命令。其时，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已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换言之，共党利用中日矛盾，借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嫁矛盾，摆脱几乎被歼灭的困境。
王炳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驻地，接受代表中共中央的王明、康生的命令后，便带着王安娜回到西安，进入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
从此王炳南在王安娜的帮助下，大搞赤化活动。其时，蒋中正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政府早已得到各国承认。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一直密切。在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党剿共时，在他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十六人。杨虎城不仅不清除他们，还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党徒谢葆真获准给杨虎城做妾。从史料来看，杨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党员的标准。一九三四年，仅杨部警卫团共党成员就有两百余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向杨传达中共的所谓《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十二月，毛泽东、彭德怀派人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事宜。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
王炳南、张文彬等都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被共党派到杨虎城身边促成西安兵变的共特。与此同时，别的共特比如史沫特莱等也以各种名义来到西安。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可以获知，一九三六年九月，王炳南夫妇还陪同杨虎城以疗养为名到上海活动。王安娜因而结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沈钧儒等。
四、“七君子”的作为
章诒和的回忆录被中共禁止，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中初步了解共产党与沈钧儒等人的关系。从相关史料中不难断定凡被中共称为君子者，均小人也。沈钧儒不幸就是“七君子”之一。与别的伪君子不同的是，沈钧儒只共了别人的产，没与他人共妻。沈钧儒的履历上只有一妻，一九三四年就去世，那年五十九岁的沈钧儒没有再娶。与陈独秀、毛泽东等相比沈钧儒算正人，但不是君子，因为史料证明沈钧儒在爱国的名义下，干的是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勾当。
沈钧儒有四子一女。他们是沈谦（一八九五）、沈诚（一八九八）、沈议（一九零九）、沈谅（一九一一）和女儿沈谱（一九一七）。其中沈议留学日本，别的三子留学德国。沈谱就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九三九年在大学期间，由邓颖超介绍入共，成为地下党徒。
沈谱表示，她父亲沈钧儒“的一生是和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史料也证明从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认识到共产党的危害开始清共起，沈钧儒就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一九三二年，沈钧儒与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共党外围组织，为处于国民政府围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一九三三年，沈钧儒参与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阻碍国民政府依法惩罚听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些名不符实的违法活动最终导致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个“救国会”要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捕。
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厅起诉沈钧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勾结军人，图谋不轨”、“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团体”等。这些指控现在已被历史证明。
可是当时沈钧儒们却加以诡辩，当审判长说到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说沈钧儒是被共产党利用时，沈钧儒声称：“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没有利用沈钧儒抗日，而是利用他颠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国！对此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自己泄露说：“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而曾担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则表示，“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却，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沈钧儒们则在“爱国”的名义下“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因此沈钧儒们自然要被红色宣传谎称为“爱国人士”、“七君子”。
即使在中华民国的监狱，沈钧儒们也享有任何人在红色中国都无法享有的自由。沈钧儒自述：“我们终日是谈笑快乐”，每天“阅书写作”，自由交流，一起锻炼身体，如打排球，“在院内东西以一绳代网界，三人分南北对打，乐此不疲”。此外，他们还实行狱中自治：“乃器主管会计，造时主管文件，千里主管卫生，公朴主管事务，韬奋及余则仅于各事负补助之责。”
沈钧儒在家书中，披露杜重远、黄炎培、钱新之、王晓籁、杜月笙等皆为他们逃脱惩罚而出力，坚持执法的则是吴铁城、潘公展等。
共党地下组织为了借此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大搞红色宣传。王安娜在回忆录中透露，她为了给一美国记者提供素材，特意假冒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前去探监。就从这件小事上就足以明白为何中华民国能被共产党颠覆。共产党猿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可以撒谎，可以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中华民国的监狱与红色中国的监狱堪称有云泥之别。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表示，“我在监狱里待了一整天。监狱里相当舒适”。她可以自由地与沈钧儒们交谈，唯一的遗憾是，她是以儿媳探视公公名义去探监的，只能与沈钧儒等被六个男被告接触，不能到处乱串，没能探望史良。
但这不影响王安娜“将狱里‘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
王安娜们将为共产党效劳的七个被告包装成爱国人士骗取了民意，获得了支持，也为杨虎城们发动兵变提供了借口。由地下共党促成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杨、张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在各国共产党徒的暗中参与下，已快被剿灭的共匪被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所挽救，蒋中正被迫顺从伪造的民意放弃剿匪的计划，将共产党合法化，导致中国最终被赤化。
唯独连政敌比如章伯钧都认为人品无可挑剔的汪精卫有先见之明，认识到“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汪精卫宁可背负“汉奸”的污名也要与日本讲和，共同反共。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寄语日本》，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可惜汪精卫既不能阻止沈钧儒上共产党的贼船，也无法阻拦蒋中正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沈钧儒的女儿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八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
蒋中正一直到沈钧儒们跟着中共在日本投降后抵制首次民主选举后，才明白沈钧儒领导的民盟是“跟随中共，掩护共匪的颠覆工作，且为共匪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应声虫”！即使如此，沈钧儒还是得以于一九四七年，出走香港，继续作中共的应声虫。
共产党依靠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颠覆了中华民国后，以蒋中正为首的反共人士只是退居台湾，而被共产党操纵和吹捧为君子的沈钧儒们无不在红色中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五、为毛战斗过的王安娜
王安娜既为毛战斗过，也吹捧过鲁迅。她在回忆录中有一章为鲁迅唱赞歌，声称：“鲁迅则用当时被认为是不文雅的大众化的语言写文章，他把长期以来束缚中国文学的封建枷锁砍断了”。王安娜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但她会用共产术语。中国文化讲究文以载道，鲁迅反其道而行之，对古典文学宣扬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道理竭力讽刺、大加挞伐，与反传统反道德的共产党完全一致，自然会得到共产党的吹捧。
王安娜在鲁迅病入膏肓时到过他家一次，在回忆录中她写到：“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帮助下，正开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说译为德文”。这再一次证实，共产国际那时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翻译鲁迅，推广鲁迅。
最好笑的是王安娜在回忆录中透露，她在一九三八年，“收留了一个中国朋友住在家中……她叫胡关露，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关露是北方人，说的是中国最漂亮的、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北京话。炳南得知她住在我们家里，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
不知王安娜是真傻，还是装傻，总之，她的回忆录表示她对自己面对的人事都知之甚少，比如，她似乎只知道谢葆真“和杨结婚时是一个才十五岁的女学生”，而不知谢葆真和关露一样都是地下党员。关露在潘汉年策划和安排下，打入汪精卫组建的亲日反共政府，为共党搜集了大量情报。王炳南与关露有恋情，一九四五年，王炳南与王安娜离婚后，王炳南曾有意与关露结婚，可是周恩来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因为关露是名声在外的“汉奸文人”，中共惧怕世人获知关露是中共党员。为此关露深受打击，后来终身没嫁。在红色中国，关露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十年之久，出狱时仍然背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黑锅。一九八二年，关露随着潘汉年平反后，服安眠药自杀。对此曹汉撰写的《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记中共党员关露的生与死》有详尽地披露。
不过获准嫁给王炳南的张浴云更不幸，她在六十年代就因王炳南被打成特嫌受到牵连而上吊自杀。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学者坎鹏（Thomas Kampen），曾发表《两个德国人在西安：王安娜和赫尔伯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从中可以获知，这两个德国人都与史沫特莱有联系，都是为共产党效劳的德国人。与王安娜同龄的赫尔伯特学过牙医，于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进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间谍网。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下，他于一九三六年夏天到西安开诊所，以此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丁玲也曾以厨娘名义隐藏在这个红色诊所。然而，不过半年赫尔伯特就把命丧在他自己促成的“西安事变”的乱枪中。
从王安娜的自传中可以获知，最先在“西安事变”中替共产党搞英语广播的是史沫特莱，后来接替她的是受斯诺影响的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当英国领事馆给贝特兰打来电报，要求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后，王安娜便接替了混淆黑白的红色宣传。红色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唯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咸鱼翻身，颠覆中华民国的关键一步。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历史罪人。对此连闻一多当时也表示：“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在当时多么不得人心。而蒋中正却深得人心，对此司徒雷登在一九五四年为他的回忆录撰写的前言中写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
促成张学良和杨虎城绑架蒋中正不是王安娜参与的唯一红色活动。
王安娜协助斯诺等进入延安后，一九三七年春，还自己陪她称之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从西安到延安，途中列夫对王安娜表示，“埃德加·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我的书就叫《苏维埃月下的爱情》”。由此可见红色记者多么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可以还没抵达延安，就罔顾事实，为了美化匪区而凭空幻想。斯诺的榜样有多坏，从中可见一斑。如果列夫到了延安能够自由采访，那么任何一位红军女战士都可能向他透露，她们在苏维埃与“月下”，与“爱情”无缘。贺子珍饱尝怀孕生产之苦后被抛弃；康克清则还不到十八岁就被可以当她父亲的“朱军长”看上，于是由妇女组的组长曾志出面告诉她：“组织上希望你能跟他结合”；萧月华则在二十三岁时被“党组织”分配给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饱受“德国毛子”地摧残……
而王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也用下列描述，掩饰上述事实：“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窑洞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颇有住家的雅致。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中国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1929年，当时43岁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时，她只有17岁，但两人真诚相爱，被视为模范夫妻”；“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
北京青年报上一篇题为《八路军的洋“少校”王安娜》称，王安娜后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说明来自德国农村的王安娜还不如毛妾江青有教养。至少江青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蓝苹之名在上海《大沪晚报》上发表文章《家庭里的事》，明确表示“清洁卫生，是必须讲究的”。王安娜甘愿被毛泽东欺骗，也帮着毛泽东骗人，实在可悲可叹！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和曾当过王炳南秘书的程远行的相关著述来看，王安娜在大陆的十九年，主要协助王炳南、周恩来和宋庆龄，以诸如“保卫中国同盟”代表和“八路军少校”的身份，为共产党做联络、宣传及统战工作。王安娜也曾负责把国际援华物资偷运给躲在后方的共军，为共产党趁机发展壮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战争时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结识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东京。王安娜没有因“日本之行”改变其亲共立场，但这趟没有请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却激化了共党对她的不满与猜疑，本来她就被怀疑为“双重间谍”，这下给王炳南带来更多麻烦。程远行写到，“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敌占区、跑前线，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决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迟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庆，因为红色卧底冯亦代在回忆录中表示那年在重庆结识她。毛泽东制造了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的“皖南事变”后，王安娜积极配合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中共媒体对王安娜的赞美，从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来散布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红色谎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没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在上海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向红区运送紧缺物资。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离开红色中国。王安娜不是斯诺，毛泽东不需要她，从此她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无法与唯一的儿子见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红色中国的大门才为民众开启。王安娜才得以作为中共的朋友到中国参观访问，受到她在延安结识的邓颖超和康克清接见。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时，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国，或许她也象我一样从此看穿中共，总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说：“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王安娜不仅属于挑动支持杨虎城与张学良武力绑架蒋中正，要挟国民政府停止剿匪计划的红色势力，而且为国际共产势力打着爱国救亡的旗号混淆视听，暗中发展势力，最终颠覆中华民国发挥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与萧三的德国妻子叶华相比王安娜还算幸运。“文革”中，叶华和萧三被以“苏修特务”等罪名关押了七年多，出狱后又被软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饱尝了与儿子分离的痛苦，没有尝过红牢的滋味。不过王安娜的中国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忆录中赞美的林彪们与沈钧儒们就没她在西德这么幸运了！
六、“七君子”的下场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就提出：“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沈钧儒们对此浑然不知，等到他们中的章伯钧们明白这点时，已经晚了。
章伯钧们刚开始象“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样被中共任命为非要害部门的部长。章伯钧意识到：“民主人士担任部长是形同虚设”。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们及其亲属都遭到残酷迫害。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沈钧儒们主动解散了所谓的“救国会”。从史料来看，“救国会”叫“救共会”才名副其实。一来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变”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国会”的工作；二来，“救国会”在王炳南们的操控下没做过救国之事。在此仅举一例。一九四一年，苏联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时，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苏联先与北洋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与民国政府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背信弃义，不是中国的盟友，最迟在《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每个真正的爱国知识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抵制。
“救国会”的宗旨本来是抗日救国，但“救国会”却以补充为由收回了交给中央社发表的由王造时执笔起草的《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因为此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中共刚上台时，除王造时外，还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沈钧儒的女儿说，“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不过八年，那些跟他一起为共党奋斗过的人“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胡愈之在列宁死后，在《东方杂志》上以“愈之”等笔名发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宁，讴歌他的红色恐怖，是专门暗中赤化个人和组织的共特。
对此章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胡愈之不需要出卖沈钧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却为了自保出卖了章伯钧。史良在红色中国名高位重，可象宋庆龄一样只是共党的摆设。章伯钧在被史良出卖后断言：“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卖了良心，史良也没能保住自己，同样落到被迫弯腰挨批斗的地步。连她昔日的情书都成了罪证。史良孤独的死后，留下的漂亮首饰全是无人要的假货。
沈钧儒年老糊涂，逃过共党的迫害，但他的盟友与后代却不得不承受恶报。对此章诒和写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象共匪头目，既共人产，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国时期，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每月补助共军三万银元，但在红色中国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业绩就是印发了在中国历史上从不需要的粮票！五年不到，章部长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职。时年七岁的小儿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斗会上发言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章乃器被红卫兵打成重伤，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学老师，死于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后，中共才给他“平反”。
王造时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中批评《苏日中立条约》出卖中国利益。因此，当沈钧儒们被调到北京时，学位最高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工作单位也没有。一直到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时王造时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时王造时又首当其冲。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周年之际，王造时被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监狱。一九七一年，反对国民党的王造时就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比国民党的监狱！九年后，王造时被凶手“平反”。
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则因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和其丈夫范长江也一样不得好报。
沈谱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与范长江结婚。中共在中华民国办的《新华日报》于第二天专门报道了他们的婚事，“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不同凡响。宾客没有特别的馈赠。我们都看到了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
范长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国时期自由媒体《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美化共党占领区比斯诺还早。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报道中公开称共匪为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到西安采访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与毛泽东一夜长谈。从此，范长江便象斯诺一样成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接着他在《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令毛泽东欣喜万分，三月二十九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没有他和斯诺的生花妙笔，韦君宜们恐怕不会把匪区当“圣地”而投奔。
《大公报》是中共一直渗透的自由媒体，一九三一年在《大公报》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一九三八年，范长江参与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象“左联”一样，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其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党徒。范长江则于一九三九年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秘密加入共党。
一九四一年，蒋中正命令逮捕范长江，李济深却把他放走了。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继续充当共产党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就不需要这位红色名记了。“文革”期间，范长江、沈谱夫妇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范长江就被关押，受尽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庆祝中共国庆不久，比斯诺小十四岁的范长江就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沈谱用了八年时间，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号。一九七八年中共为范长江召开了追悼会，其后，又建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表彰他的红色劣迹。
沈钧儒的大儿子沈谦的儿子沈人骅娶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亲，也就是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时被周恩来亲笔批捕，关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边工作了近八年的程远行与友人一致认为王炳南是共党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红色中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在共党颠覆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在重庆时他不仅是周恩来的右手，还是周恩来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担任中共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次年出任波兰大使。在中共为了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过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国代表会谈，达成了“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调回大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也免不了于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国际间谍”，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综上所述，违背天理人伦，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的洋人与华人都没有好下场！
2012年0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