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赴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在与毛的一夜长谈后甘心拜倒在其脚下，并要求留在延安，但毛认为其留在有着全国影响的《大公报》的作用更大。遵循“领袖”教诲的范长江回到上海后，思想上早已变成了亲共人士，很快发表了与国民党口径完全不同的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引起蒋介石的震怒，而毛则万分欣喜，亲自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

文革爆发后，为中共立下功劳的范长江被定性为“反革命”，于1967年被长期关押，受尽了折磨和摧残。据说，范长江不仅受到专人监管，而且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一次，他搬运砖头时，因为动作慢了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还有一次挑大粪时，因过于沉重，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

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问题。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储安平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地称之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储安平一语“党天下”，不仅让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且让中共党魁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恰恰因为这惊人之语，他被打成了右派，并成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女儿王芝芙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场面。尽管后来被上面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王芝芙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文革中，王芸生躲在卫生间里，汗泪交织，烧掉了自己40余年来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他儿子王芝琛回忆说：“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

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中共真是害人不浅。

胡琏亦曾与朋友何家骅谈到过中共的“人海战术”。他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近日，习近平向香港《大公报》致贺信。现在的《大公报》已经背离了其创刊之初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沦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与《文汇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并称为香港“四大左报”，时常采用文革式手法。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曾在大公报上撰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主张中国分裂为二十七国（节录）：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

在《大公报》电子版，只能见到A17及A19，未能见到A18，未知原因。周四（1日）为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同为中共党庆100周年。然而，香港铜锣湾晚上却发生刺警血案。中联办辖下的《大公报》7月2日实体版将血案置于港闻A18版面，并以“孤狼式恐袭刺警黑衣人自...

5月11日上午11时多，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珍从家里出来，遭到守候在其住所楼下的中共暴徒以球棍暴打约一分钟，暴徒乘坐同伙接应的奔驰车逃离，车牌号为“TV3851”。梁珍身体多处受伤，被救护车送往伊丽莎白医院验伤。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监察创始人罗杰斯（Benedict Rogers）2021年5月4日发表声明，谴责《大公报》连日来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及滋扰。（大纪元制图）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监察创始人罗杰斯（Benedict Rogers）5月...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不仅对该报是个损失，对一向看重实际利益的中共来说也是个损失。据说，周恩来曾亲自找到徐盈、彭子冈等谈话，要他们安心留在《大公报》，要他们“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

香港法轮佛学会抗议并要求《大公报》立刻撤销8篇对法轮功的污蔑文章，并公开道歉。我们并对文章不实之词和诽谤内容，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

《大公报》表面上或许替中共现政权卖命，暗地里可能又在替江曾集团卖命，试图继续把迫害延续到香港，令现政权不得不背黑锅，并在香港不断搅混水，充当被摆弄的棋子。香港的乱象，本就是中共内斗的延续，《大公报》及甘愿卖命者，大概等不到清算的那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在内斗的漩涡中被吞没。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自北京去年在港强推《港区国安法》后，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急剧恶化。其中，一直敢于批评中共的《大纪元时报》，其香港印刷厂继上月中遇袭后，其香港记者梁珍在3天内2度被跟踪，甚至被上门骚扰。

梁珍用手机一边录影，一边走上前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要跟踪我？”男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否认，称“我不认识你”。梁珍说：“你不认识我，为什么从太子站，一直跟踪我到这里？”梁珍问：“你是不是《大公报》记者？”男子这时候突然跑起来，梁珍一路追赶，一边喊：“你是不是《大公报》记者？”男子迅速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