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官微发布消息称，3月31日12时，宜兴市公安局110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龙背山森林公园文峰塔坠落。110、120迅速将伤者送至宜兴人民医院抢救，至当日13点50分，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初步调查，死者蒋洪亮，係无锡市委副书记，患有抑郁症，跳塔自杀。
对于蒋洪亮之死，网民情绪複杂，有断言蒋洪亮是贪腐后畏罪自杀的，有觉得蒋是随大流不得已而贪之的，也有人坚称蒋是一个肯干事、平时很随和的人。官方声称蒋是因抑郁症自杀，在很多人看来，是要替他洗脱畏罪自杀的嫌疑，为他争取一个因病自求解脱的名份。自杀了，有罪无罪都是一了百了，正所谓「自杀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或者「自杀我一个，幸福官一窝」。
近些年来，大陆自杀的官员多，其中被宣布「患有抑郁症」的不少。曾有媒体搞了个不完全统计称，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2014年至今，又有多名官员自杀，仅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包括湖北孝感市委委员李海华、潍坊市常务副市长陈白峰、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等人。
媒体总结说，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类：工作压力大、患抑郁症、贪污腐败。每次传来官员自杀的消息，民众心情其实极其複杂。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还是兔死狐悲，感到人生无常。但同时不免觉得，又一个贪官玩完了，毕竟应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贪官既多，应当跳楼自杀的也应当很多，方不负我公平正义的原则。
实际上，跳楼不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在需要。中国腐败官员多，现在反腐在地方上动了真格，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跳楼了断实属正常。所谓患抑郁症，恐怕还是跟贪腐和反腐两种压力有关。过去「风气如此」，人贪我贪，随个大流错不了。但真到了蛀虫行将蛀倒大厦的时候，虽是「蛀虫中人」，也由不得他不着急，于是严厉反腐，这时候随大流的贪官又成了反腐新政的牺牲品。结果就不停地传来消息说，某地某官跳楼了。由于印象深刻而特别，公众就有一种自杀多、自杀频的感觉。
全国自杀官员有100多号，这听起来是官员自杀成风了，但官员自杀的比例到底高不高，实际上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全球抑郁症发病率有3%-5%，而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就有700多万人，按理应当有21万到35万以上的官员得抑郁症才是，其中又应当有相当大比例的官员跳楼自杀。过去11年间自杀官员才100多人，多乎哉?不多也。
乍听起来，中国官员似乎可以说是整体健康状况良好。由于缺乏科学统计，谈论自杀与抑鬱的百分比没意义。不过可以肯定，最近十年来，中国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多。和以前比，是越来越多。由官员引领跳楼自杀的潮流，在中国历史上未之有也。再和国外比，中国官员跳楼的消息也明显更频密。在欧美，官员自杀就是「硬新闻」，马上传遍全球;而在中国，官员跳楼现在都成「狗咬人」了，但此类新闻还是不时哄传于13亿人口。
这还是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正如作家黄瑞云的寓言《水亭上的蛀虫会议》讲的，水亭上的蛀虫蛀蚀了水亭，蛀虫也曾反复开会研究和部署反蛀蚀工作，大家发表了许多非常正确的意见，通过了很多反腐宣言，但最终还是把水亭蛀倒了。现在习近平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在亡党亡国的边缘，不反腐不行了，官员们也就到了作出牺牲的时候了。自杀，既是给自己做个了断，也算为这个时代略尽绵薄之力。
这些官员不死，就不会有中国的新时代。没有新时代，官员贪腐如故，他们不死最终境遇也未必能够好到哪里去。跳楼就应了一句广告语：他好，我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