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2日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左)到“野半庐”探望程世清(右)
1967年8月间，江西抚州发生大规模武斗，被毛周定性为“武装叛乱”。程奉命率26军76师和坦克团进入江西，制止武斗。他的处理还不失理智，未曾动用武力镇压群众组织，主要通过散发《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和平收缴了枪支，使得江西局势恢复正常，受到了毛和中央文革的表扬。
但到了1968年，程自觉已在江西站稳了脚跟，便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三查运动”，使得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席卷全省。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滥捕滥杀。运动才开展了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用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更恐怖的是瑞金县“民办枪毙”的伟大发明。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把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一级，实行“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这就是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县各公社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它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这些地区都是老苏区，深得革命传统的哺育，民风就是不一样。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程世清不但大刀阔斧杀人“抓革命”，也轰轰烈烈放手“促生产”，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搞经济建设(亦即臭名昭着的“大跃进”)的大手笔，在江西省得到忠实再现。
第一个大手笔，便是“小土群遍地开花”、“蚂蚁啃骨头”的“汽车工业”。程世清先是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于1968年用手工业方式造出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这新闻被《红旗》杂志在显要位置上发表，轰动全国。程世清“乘东风，鼓干劲”，一气又建了五个“汽车制造厂”，以井冈山五大哨口命名，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双马石汽车厂”，等等。
这些“汽车制造厂”耗费了国家无量金钱，生产出来的却是勉强能走动的废钢铁。更恶劣的是，这烂事被《红旗》杂志大肆宣传后，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兴建“地方汽车工业”，连敝省也跟着弄出几个“汽车制造厂”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是用大木榔头敲出驾驶室与汽车头的罩子。这些勉强能走的垃圾唯一的功能，便是把汽油转化为大量黑烟与噪音，动辄抛锚，被人推的时间远远多过了载人拉货的时间。
江西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遍地开花，造出了汽车，轰动全国，对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带来了极大压力。该部汽车局副局长胡亮因带队到江西省考察，发现其它那五个“汽车制造厂”都是瞎胡闹。相比之下，“井冈山汽车厂”的条件还比较好，于是打算重点扶持该厂。不料程世清听手下密报，说胡亮等人反对遍地开花。程世清大发雷霆，臭骂了胡亮等人一顿，声称：“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
不能不承认，程世清同志确实深得“毛泽东经济思想”神髓，那便是“坚持分散重复投资，只求‘家家起火，户户冒烟’的美学效果，坚决反对考虑实际成果，遑论经济效益”。就是本着这一光辉思想，程世清提出了“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的伟大口号，立志将上海提供的轻工业品逐出江西。他一声令下，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等等纷纷上马。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程政委也深得这一要旨。据陈云秘书肖华光在《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中披露，程世清去见陈云时，批评陈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自吹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陈云问：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陈也没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陈知道那根本就做不到。
陈云那“经济内行”以为造汽车需要的只是钢板，于是问了江西有无那么多钢板的“关键问题”，然而这问题对程政委来说仍然太艰深，因此不必考虑。1969年底，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各地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领导小组，由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除了六大“汽车制造厂”外，江西还先后兴建了15个汽车主机厂、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几百家工厂互相争设备、争投资、争人员、争材料，本来就较弱小的地方机械工业的布局与结构完全被打乱。据统计，历时三年的“大会战”，浪费国家资金亿元，钢材2.9万吨。仅制造的“安源—70”型拖拉机零部件积压，损失即达649万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废铁，专用设备也基本报废。原来的板车工人鸟枪换炮，开上了“起宏图”的车子，一路冒着黑烟，“突突突”乱叫，成为当时江西独有的一大街头风景，更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李意根于此感叹道：“(会战)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的历史上，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能除了搞‘两弹一星’，空前绝后。”其实这和大跃进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李先生大概是年轻人，无幸目睹大跃进的“遍地英雄冒炉烟”的超宏大场面。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程政委对这原则不但深有体会，还作了个人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伟大领袖手订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只许种矮杆水稻，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原则，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程将军也忠实执行了这一伟大号召。为了备战，他把南昌大部分工厂都搬到远郊山区的湾里、石岗两地，宣称要在那儿建立南昌的“卫星城”。这两个山窝里毫无生活配套设施，又都离城三四十公里，几万人上下班，就靠挤十几辆公共汽车，多次发生挤死人的不幸事件。工人们用毛竹、泥巴、油毛毡建“干打垒”作为住房，有俩口子新婚住进去，顶棚未干垮了下来，被压死在里面。机器一转，就算投产成功，工人们随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到省革委、市革委去报喜：“××厂投产成功!”报喜有时一天多达十几次，城里时时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
在“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仅南昌市轻化行业就拆迁114个工厂，拆掉厂房60万平方米和不少生产线。搬到湾里、石岗的工厂，虽然投产捷报频传，实际上没有一家厂具备开工条件，只充分具备了工伤与其它意外伤害频频发生的条件，以致许多厂子几年后又不得不迁回原地。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因搬迁工厂这一瞎折腾，造成直接损失3.2亿元，白白耗去钢材上万吨。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原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程将军也积极照办。他把合作商店和个体商贩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一次商业工作会议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义!”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个商业网点，下放291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资本家”的省份。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光辉经济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工农兵学商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全民皆兵”，“生活军事化”。程将军也紧跟照办。1969年冬，他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还亲自为农民规划了“新村图”——“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这意思是，在“八”字形山谷上端，建造用于蓄水的“一口塘”;“一口塘”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两边的山坡上则盖起简易农舍。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把农民强行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数万劳力大干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以及新农舍，统统被洪水冲得精光。农民又回到了祖居之地。有史以来，亲自为千千万万农家规划农舍基建格局，并以枪杆子强迫实施的军人，大概也就只有程世清一位。
在全民军事化方面，程将军也作出了巨大成就，将全江西化为一个巨大兵营。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
据李意根说，各单位里能侥幸逃脱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厕所，连劳改农场都笼进去了，将大批中学生送进去后，成立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整个大陆，只有江西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云云。其实，全民军事化并非程的创举，不仅1958年全国都变成了兵营(同时还是“红专大学”)，各行各业一律是军队建制，而且在文革期间军事建制又大规模恢复，至少在城市是这样，当时所有的工厂都实行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程世清的个人发挥，似乎只在于他把这套扩大到农村和学校里去罢了。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内容是教育革命，程将军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颇为不俗。江西全省13所大专院校被砍掉8所，剩下来的5所都被迁到边远山区。如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大学文科、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井冈山大学，搬迁到井冈山脚下的拿山。江西医学院和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西医科大学，下迁到吉安县的青原山。中学也迁，南昌二中迁市郊梅岭，八中迁永修县马回岭，师院附中迁靖安县，十四中迁奉新县罗坊……除了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由汽车运输，十几岁的孩子们统统徒步而去，“忠不忠，铁脚板下看行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一路上毛主席语录歌唱得震天价响。
这就是毛共将军的爱民德政，就是毛共治国的种种大手笔。程将军不愧是我党我军的优秀代表，毛主席的好学生。据陈云的秘书披露，程世清向陈云抒发了他的建设宏图后，陈云曾对其秘书感慨道：“真是军管经济，胆子好大啊!”然而这与伟大领袖当年主管经济时的胆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请问，“大跃进”算是“军管经济”，还是“民管经济”，抑或是“白痴管经济”?胡琏将军治下的金门岛是戒严地区，反共第一线，算不算“军管经济”?为何又没有这些白痴大手笔涅?
毛共将军与国军将军的又一重大区别，是前者竟然直接介入高层权力斗争，干预党务政务，绝非文明世界不问政治的职业军人。据该书披露，九届二中全会后，程世清试图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分别去请求毛泽东和林彪散会后不要走，在南昌住几天，两人谈一谈。毛林都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林次日即变卦，下山回北京，程挽留无效，只好又赶去见毛说明此情。毛泽东悻悻地说了声：“变化这么快?”
1971年夏，伟大领袖视察大江南北，发动倒林战役，在南昌召见了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点了程世清的名，问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向死党打招呼时有没有他。程吓得魂飞魄散，一夜无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灵机一动，便去向毛泽东密告林彪，立功赎罪。据说他向毛告密的内容是：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讲。”次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饭后，毛突然命令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完全打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据说，毛之所以提前返京，就是因为程世清这一密告。而过去官方报导从未提及此事，以致众说纷纭，猜测多端，那些为林副翻案的好同志们甚至把这说成是伟大领袖的阴谋诡计。我在写作《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时，尚未得知这个信息，因此虽然对各种奇特的阴谋论不以为然，把毛此举解释为疑心病发作，但也未能查明毛提前回京的真正原因。现在看来，他之所以赶回去，不是因为知道林彪要暗算他，而是怕他的副统帅坐水陆两用坦克逃到韩国去!
此乃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盲笑话：程世清是装甲兵出身，却竟然闹出“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的笑话来，堪与空军司令吴法宪自称“在雷达监视器上目送林副专机越境”的文盲佳话媲美。幸亏他的红司令毛泽东更是超级文盲，这才能信之不疑。若是毛稍微有点常识，则程世清这密告只会招来他的奚落嘲笑。那么，林副仓皇出逃时，毛多半还会在南方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也就少了生动素材了。
更可笑的是，程世清还不知道此举无异于为自己签发了逮捕状，竟然在秦城监狱中写的回忆录中，写下了他告密后的心情：
“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您说这是什么白痴?本来，以他微不足道的地位，去撮合两大巨头和好，就是自不量力的蠢事，只会被多疑的毛泽东把他当成林彪的亲信——若非他深受林的赏识，甚或受了林彪委托，岂能冒昧向毛提出这种建议?这告密更是致命，若不准确倒也罢了，却偏偏不幸而言中。哪怕毛心态正常，不是个深为妄想型人格失常所苦的病人，也一定会想：“他的情报为什么这么准?连林彪秘密出逃的最高机密都知道，其它机密还用说么?”
所以，程世清在林彪事件后被关了将近十年(从隔离审查算起)，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人汪东兴就比他奸猾得多。他在向毛告密前曾向汪东兴讲过，要汪代他向毛报告，汪当即就拒绝了，要他亲自去跟毛泽东讲。毕竟是多年的大内总管，知道这种浑水自己是万万不能蹚进去的。
总而言之，痞子造反、文盲治国的空前逆流，为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是可以轻易修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