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姚文元收到了两封密信，他将这两封信秘密地收藏起来。姚想：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他们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两封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表示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形式，华就会认为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说不定他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1973年5月1日，姚文元、邓颖超、王洪文等中共领导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会见越南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
1976年，姚文元收到了两封奇怪的信，既不交给华国锋，也不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这位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随后，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这份《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这件事还有谁知道?《人民日报》总负责人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姚文元又问：这么说，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那位负责人回答：是的。听到这话，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交代：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此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
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反映的主要内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对新华社分社记者讲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某某某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华国锋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没有能力，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方面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华国锋在外事工作上也没有经验，而某某某则能力强，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某某某的儿子还对这位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写信的新华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过之后，他思忖再三，还是把信压下来。
姚文元扣信，到底是出于怎样的想法?犹豫再三，姚文元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姚文元把这两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从后来姚文元的交代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月12日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表示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形式，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说不定他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曾交代说：我感到毛主席逝世后，我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姚文元还交代，毛泽东病危时，他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姚文元为主。姚文元找来朱穆之、鲁瑛、莫艾、许健生、邓岗，一起布置毛泽东逝世后的宣传工作。他们商量完工作后，姚文元把鲁瑛留下来单独谈话。他对鲁瑛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姚文元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我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
从姚文元的上述交代来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预备一旦出事，他好有一个向华国锋、叶剑英请功的东西，也好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有：“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泽东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要与江青等人一起搞，这固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主要还是因为姚文元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由张春桥一手提拔上来的，在过去的时间里，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这也保证了他的飞黄腾达。他对张春桥佩服得五体投地。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能疏远江青，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正是出于这一想法，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为了反对乃至搞掉华国锋，姚文元篡改了毛泽东临终嘱咐，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人写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9月15日，社论稿起草好之后，送给姚文元修改时，他决定把自己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在社论稿中加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姚文元加写的这些文字，成为两报一刊社论的主旨。“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是说，按照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党和国家要按照“四人帮”坚持搞的那一套来办，就是按搞“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办。
1980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泽东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姚文元“积极”发挥他舆论总管的作用，专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上下工夫。他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姚文元为什么会这样想?事出有因。
“按既定方针办”，是张春桥最早捏造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姚文元说过，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一旦“四人帮”失败，姚文元可以把这一切往张春桥身上推，推掉自己的干系。
“四人帮”坚持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针锋相对“照过去方针办”。
小算盘打定之后，姚文元便放开胆子，督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9月17日，姚文元安排《解放日报》发表几个大标题，一个是通栏标题：《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一个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还有两个并列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9月19日，姚文元打电话指示新华社：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当天，姚文元又一次打电话指示新华社：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9月20日，姚文元打电话指示新华社：反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要有“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姚文元打电话给新华社：你们要铭记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凌晨3时，姚文元打电话给新华社说：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上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的这一系列举措，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
叶剑英的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原来他只是认为“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现在他认识到了“四人帮”捏造“按既定方针办”是别有用心的。华国锋首先把这个疑问同汪东兴说了。汪东兴决定找机会由他出面澄清问题。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将于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时，汪东兴指着“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汪东兴说这句话时，表情十分严肃，口气强硬。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发表讲话时，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了，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的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的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
姚文元在被抓前的最后几小时，才把两封奇怪的信告诉张春桥，然而，却没有引起张春桥的注意。
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针对他的。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接到的两封信中，对此也有预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听华国锋的，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不仅如此，姚文元还与华国锋较上了劲，对华国锋搞反调查。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负责人找到他家里密谈。姚文元说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有批示，在这上面出了问题。还说，有人借社论引用毛主席这句话大做文章，攻击《人民日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只是稍微减少一些，以应付上边。同时，要抽几个《人民日报》的人，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一下这个“按既定方针办”是不是华国锋最先提的(因为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是华国锋说的)。如果查实是华国锋说的，那说明是他的问题，完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至少可以说他头脑不清醒。《人民日报》总负责人得到姚文元的指示后，亲自打电话给刘湘屏(当时任卫生部部长)核对，同时派人专门调查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是怎么讲的。对此，《人民日报》总负责人在他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得很清楚：我们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但是，姚文元没有想到，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0月4日已经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并且确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
10月6日，姚文元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他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却又说不出来。于是，他去找张春桥谈心。这是他与张春桥最后一次秘密谈话。谈话中，张春桥攻击华国锋对批邓不积极，攻击叶剑英打算与美国人合作发展海军。张春桥谈话时，姚文元一直在静静地听着，他以往也是如此。等张春桥说得差不多了，姚文元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把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接到了两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姚文元向张春桥说这两封信时，并没有明确告诉张春桥信中写的就是张春桥的名字，而是用“某某某”来代替。姚文元这样欲言又止的态度，如果是在过去，早就会引起张春桥的警觉，他就会追问事情的原委。但这一次却是一个例外，张春桥居然没有什么反应。
得不到要领的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回来，总觉得心惊肉跳。他自己后来交代说，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当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被工作人员引到东廊大休息室。姚文元一进大休息室，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就迎上前来，站在姚文元面前，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向他宣读了中央关于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姚文元目瞪口呆地听着。听后，他没有做任何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