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以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一直致力于呼吁当局对文革和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反思。2015年5月26日，茅于轼发表最新文章，反思了毛泽东时代大肆整人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结合当下仍在发生的以颠覆国家罪、聚众滋事罪为名监禁普通人等事件，他认为对过去历史教训的总结不能仅仅是要求平反，而是彻底否认当权者还能把百姓打成阶级敌人的权力。本文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原题为《对政治运动的反思不应止于平反》。
茅于轼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整了无数的人。从党内最高领导刘少奇到几十万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再到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各种“阶级敌人”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整人是毛泽东好斗思想的产物。他的堪称典型的一句话是“不斗行吗?”，显露出他的好斗本性。他动员各级干部寻找阶级敌人，不惜用假证据冤枉好人。到后来整人的人也被别人整了。
国家因为这个独裁者的错误思想付出惨重的代价，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摧毁了近亿人的正常生活。内斗造成的结果是“全社会痛苦总量的极大化”。毛泽东是专门为他人制造痛苦的独裁者，而他自己从中得到快乐。
毛泽东死后幸亏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纸平反通知使那些被冤枉了的人不再受歧视，受迫害。“五类分子”的子弟也能考大学，被削减了的工资也恢复原状，全社会开始有了生气，国家慢慢走上正轨。
但是由于整人造成的悲惨事例数不尽数，哪是轻轻一纸平反通知所能解决的。被整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但是留下的一大堆悲惨后果多少是可以弥补，以减轻活着的人的痛苦。所以许多受害人要求补发工资，讨回被没收的资产，恢复名誉，树立受害的纪念碑等。这些要求并不过分，按理应该得到满足。但是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例子能够得到合理解决。许多还在申诉之中，更多的时过境迁，已经放弃了追诉的权利。
而且现在的当权者早已不是当时施虐者，揪住他们不放也没有多少理由。况且即使国家认同赔偿方案，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实，由于许多当事人亡故，已经搞不太清楚，如何赔偿也难依照事实来认定。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但是还有一些幸存者，写了不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像《往事微痕》这一类的非正常出版物，留下这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的珍贵档案素材。
这一段制造全社会痛苦极大化的历史，绝不是一纸平反通知所能抹平的。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一代人，基本上对这一段的历史顶多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老的整人制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事情的是与非至今还是含糊的。对历史的这种态度，对错误的不敢彻底面对，也是当今全社会是非观混乱，国家目标的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当权者能把你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今日平反了事，以后还可能再把你打成反革命。大权在握，百姓有什么安全感?究竟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是不是受害人获得平反事情就算过去了?我认为不是。对这段历史应该作出的教训不是平反，而是彻底否定当权者能够把老百姓打成阶级敌人的这种独裁权力，当然他们也没有为人平反的权力。当初响应号召昧着良心整人的人应该认罪。
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要让当权者没有肆无忌惮整人的权力。现在大规模整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个别以颠覆国家罪，聚众滋事罪等无中生有的名堂，把人打入监狱的事端还发生着。不彻底取消独裁整人的权力，百姓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心怀恐惧，仍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中国百姓受了几千年奴性教育，从来没想过还可以当国家的主人。过去受了冤屈，现在领导给平反，已经是皇恩浩荡，感激不尽，哪里想得到百姓有权改变政府这种整人的权力。过去的政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尽全力整人以维持其统治的。现在我们要的是把它改变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从一个管制型的政权改变为服务性的政权。这一点当今的掌权者也基本上认可这个方向。
但是事情的变化还不尽如人意，整人的余威还在。要彻底解决百姓政治上安全的问题，首先要把废除整人和平反的权力，把百姓真正放在国家主人的地位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