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6日至9日，江泽民从邓小平手中接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六四期间，由于整顿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压制新闻自由被媒体批评，江泽民被迫承认“急躁”，首都新闻界第一时间报道此事。据1989年5月2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19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一次座谈会上承认说他处理《导报》问题急躁，欢迎大家批评。但他声明他未为此受中央领导的批评——其实他受到了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
1989年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是人类20世纪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最后虽以当局血腥镇压而导致最后失败告终，但向往真理的火种一直存在着，总有一天会再度燃起，直至民主自由实现。
这场民主运动有一个明显的时代背景，即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其发生是必然的，归纳说这场运动有两点特征值得思考：一是当时有自上而下的信息开放，有政治宽松环境;二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广泛参与，除了高校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外，还有就是被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千家驹所称为“第四政府”的新闻界广泛参与，同样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称赞。
赵紫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是新闻开放的一大信号
就第一点来看，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不错，高层政治非常开放，比如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确定了这样的政治原则：“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为新闻界提供了一个空前的开放环境。这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政治开放。当时中央的相当多的声音以及新闻界的声音更为民众觉得耳目一新，新闻界在逐步推进新闻自由。
比如十三大召开前的1987年6月，中央电视台连续披露首都机场空运进口货物积压严重无人认领的事实，其中有渎职、失职，也有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7月，首都报界驻成都记者冲破阻力，将特权之下的部令专车特大贩烟案的消息传播到全国，全国哗然;当时的新锐报纸《经济日报》不经送审报道了引人瞩目的租赁承包企业的人物关广梅的经济现象，引发全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讨论;10月，发行量400万份的《参考消息》第一次登载大陆飞行员驾机投奔台湾的消息，以往都是被尘封多年的机密消息;12月，新华社和经济日报冲破政府部门已有的定论，公开分析劣质产品展览的流产原因……
还有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大兴安岭大火发生的报道一度打开禁区，要求追查人祸;还有对省部级官僚主义作风的抨击诸如公开了猪肉凭票供应的现状和失误;改革阵痛的警戒声明显增大;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处处显示出新闻开放的新气象，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新闻报道要更加开放”的思路，还有确立新闻自由原则的新闻法跃跃欲出。还有一个最新流行词叫“对话”，就是民间与政府平等对话，建立疏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那时，说是中国的新闻改革的最好时期并不为过。
“新闻自由”的口号响彻长安街
再说第二点，中共高层的开明背景下，首都新闻界的表现，以及上下进行互动，新闻记者勇于担当。比如学潮和民主运动，新闻记者都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参与声援学生运动，1986年至1989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参与，只是1989年更为广泛。
1989年4月15日，曾是中共总书记后辞职仍保留政治局委员职位的胡耀邦突然逝世，上海著名的自由化报纸《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负责人张伟国等人已其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行动起来。该报编委、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即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赵紫阳的智囊苏绍智等人联系，决定4月19日该报与《新观察》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会上，与会者认为耀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辞职是中共“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要求重新“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进一步提出反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会后该报还刊登了座谈会的发言全文，言论开放到了最自由的时候。随后，时任上海书记的江泽民却在上海压制世界经济导报的出版，但消息传到北京，令江泽民恐慌的是，5月4日首都新闻界就有不少人上街打出了“新闻自由”、“声援《导报》”的旗帜。
1989年5月，无论是学潮，还是民运，首都新闻界的参与更进入一个高潮，北京声援学生运动的新闻记者一度高达千余名，他们代表个人并以新闻工作者名义要求对话，还向全国记协领导递交联名信件。1989年5月9日下午2时，200多名首都新闻工作者向全国记协书记处递交了一份要求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与新闻界对话的联名信件。联名信要求根据赵紫阳同志在1989年5月4日“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精神，有必要通过正常途径，就中国新闻界那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与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进行对话。
新闻界联名提出与中央书记处负责人对话
记者们提出对话的主要问题有：“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被停职问题”;“关于如何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问题”。签名者来自人民日报(戒严第X日报道组)、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光明日报(知识界精英戴晴为该报知名记者)、经济学周报(民间报纸，负责人是陈子明和高瑜等)、经济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科技日报、新观察杂志社(戈杨等负责)、中国青年报(贺延光等参与)、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妇女报、文艺报、农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出版报、法制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日报、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北京晚报、中国人才报、中国食品报、中国电子报、中国地质报、经济参考、中国机电报、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民族画报。
他们表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单位。他们把联名信递交到全国记协，记者们在记协新闻发布厅接受采访，当时就有记者代表首先宣布，截止5月9日下午两点，已有30多家新闻单位的1013名记者在这个联名信上签了名。随后他宣读了这份联名信，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杨翊和书记处书记唐非等作为记协代表接过联名信后表示，一定按照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将联名信转交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一有结果，马上转告。
当天，近千名首都高校学生聚集在全国记协门前，声援递交联名信的记者，他们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
两天后，5月11日，中央书记处就有动作了，当时被视为接班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以及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开始与记者们对话，他们用三天时间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同编辑、记者和负责人座谈对话。胡启立等听取了当时学生游行情况和新闻报道问题发表的看法，感谢大家的批评建议，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新闻改革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了。新闻改革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新闻法的制定将严格按立法程序进行，还要展开广泛的民主讨论。要进一步增加公开化、透明度，真正实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
5月11日当天，一些知识分子还起草了《上海知识界呼吁书》，提出要求上海方面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处理等5项要求。《呼吁书》的内容很快见之于海外报纸。当时学生中流传一句话：最新消息听《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
江泽民承认自己“急躁”有错
由于江泽民压制新闻自由被媒体批评，江泽民被迫承认“急躁”，首都新闻界第一时间将一名政治局委员的承认“急躁”报道出来。据1989年5月24日援引此段时间的《中国妇女报》报道，19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一次座谈会上承认说他处理《导报》问题急躁，欢迎大家批评。但他声明他未为此受中央领导的批评——其实他受到了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
另据当年的报纸记载，上海新闻界人士也敢于走上街头游行。《世界经济导报》的记者在游行中，拿着“我们都是钦本立”的横幅。
5月20日，形势急转而下，时任总理的李鹏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但在戒严令下达前，鲍彤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及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六点意见》，当时还有新闻界人士参与出版的“人民日报号外”向社会散发，号外刊登了这留点意见。《世界经济导报》也立即呼应编辑“号外”，只是由于印刷厂部配合未能出笼。5月23日，即北京戒严令颁布4天来，首都新闻界、知识界部分编辑、记者及有关人员仍纷纷走向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参加“声援学生，反对腐败”的游行活动。5月20日即戒严令颁布的当天下午，新华通讯社千人以上的游行队伍从宣武门出发，直赴天安门广场，沿途受到大学生和市民鼓掌与支持。
首都新闻界庞大的游行队伍
北京戒严令前后的一段时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健康报、《当代》杂志、文艺报、中国食品报、中国体育报、中央电台、中国新闻社、华声报、国际商报、文摘报、团结报、《中国青年》杂志、《桥》杂志社等单位的新闻工作者以上街为荣，大家纷纷也加入了市民的游行行列。还有知识精英，以及普通市民，在那几天首都都有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接连不断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呼喊的口号，打的标语有：“尽快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惩治官倒”、“声援学生”、“新闻自由”等。
自5月13日首都大学生绝食以来，首都新闻出版界的队伍便不断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格外引人注目。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华声报、中国新闻社、中国记协、中国体育报、农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食品报、健康报、新闻出版报、首都经济信息报等单位的记者呼喊着“新闻要说真话”、“声援学生”等口号，在广场反复绕圈游行。当群众看到一些在屏幕上相识的节目主持人出现在阵容庞大的中央电视台游行队伍中时，不断向他们鼓掌。
5月13日至20日，首都新闻界比较详细报道学运和群众游行示威的情况。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都会懂得他们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三千多个年轻宝贵然而却被死神威胁着的生命。而且，问题绝不仅仅如此!记者们怎能不说话，怎能不说真话?
但是5月20日颁布戒严令后，首都新闻界不少媒体却又出现了暂时的沉默，但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为代表的一些敢言媒体并没有暂停下来。5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等在报纸上以“5·20天安门广场”为标题，在“导报阅报栏”贴出30张照片，宣扬杰出的北京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反对戒严等情况。
北京经济学家曹思源和推进新闻法起草和立法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等人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要求“罢免李鹏”。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等人还起草了“上海市中共党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5月22日，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上海知识界声援北京、反对戒严的大游行，打出“罢免李鹏”的横幅，高呼“打倒李鹏”。白发苍苍，步履细慢的著名新闻人钦本立参加了游行。
首都戒严令颁布后的第四天，即5月24日，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闻出版报刊登新闻界游行照片，指首都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游行队伍扯起横幅，高呼口号前进。以至于到6月9日，世界经济导报仍有20多人参加上海声援活动。
戒严令失信于民
戒严令后，敢于参与上街的不少新闻界游行者对目前首都局势及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他们说，首都市民是能够遵守秩序的，广大学生和市民是通情达理的。如果措施得当，矛盾不会激化。有些记者对北京市政府第三号政府令中对记者采访的限制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公开限制新闻自由。
还有些新闻工作者担心：这样做，刚刚兴起的新闻改革的好势头会一蹶不振或毁于一旦。也有一些老干部、老中共党员和市民批评新闻界说：“你们这样摆来摆去，如何取信于民。”从戒严令下达后两天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的报道看，有些单位正力求改变这种状况，比如六四当天刊登“北京这一夜”的人民日报，报纸上仍有对当局抗议的声音。六四镇压前，北京有近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但都有大批首都新闻出版工作者加入。
对话必须是上下互动才能实现
今天，23年后再看那段历史，对话都是积极和平的，停止对话就是引导国家走向暴力和血腥镇压。比如当年新闻出版署坚决支持记者，胡启立所在的书记处也支持记者，都是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互动的。那时的新闻出版署是相当开放的，再说当时的情况也确实乐观，即使新闻出版署所属的最高学府，大学生们——即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也乐意上街游行，居然还得到了新闻出版署负责人的支持。
比如1989年5月4日上午，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长和创办人)，前往坐落在北京大兴县的北京印刷学院，与这里的4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座谈对话。这个学院有学生近千人，其中数百名参加了那段时间的首都大学生的游行、罢课。这次对话是该院学生会受院党委、院行政领导委托，邀请署负责人和该院部分学生召开的。对话主要围绕着这次对首都大学生游行、罢课活动的评价及新闻自由、新闻真实和出版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而进行。对于学生们提出的“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被停止职务的原因”、“我国有无新闻自由，大学生可不可以办报”、“今年报刊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是否由于报刊不敢讲真话而造成”以及“为什么当前图书市场出现混乱现象、产生格调低下的图书与学术著作的市场价值倾斜”等一系列问题，杜导正一一给予了回答与解释，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与大学生深入交换了看法。
万里承认《新闻法》已从立法计划中删除
对话是有效果的，也是认真的，如果不是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当年新闻法就有望出台，可惜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可逆转，新闻法和出版法胎死腹中。因为此前，两个法律的文本已经起草完毕，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早在1988年上半年就称已组织《新闻法》起草小组，争取早日拿出讨论稿，下半年在新闻出版界组织群众性讨论。到了1989年，法律文本就已经完成。新闻出版署曾把《出版法》初稿报中央有关部门审阅，认为基本可用，后也组织了班子，对这个草稿作进一步修改，争取提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通过后，就会成为正式法律宣布实施。
“六四”过后，万里委婉地承认已将《新闻法》从立法计划中删除，所以中国第一部《新闻法》从此再也无法出台。原本开明的中国记者协会马上急转弯，曾接待记者联名要求与中央领导对话的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反而倒打一耙，指控这次“反革命”风波中新闻界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称“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新闻队伍建设，尤其是思想作风建设。我建议，在新闻队伍中首先要普及马列主义的新闻观点，使新闻工作者懂得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其次要经常不断地进行国情教育，使新闻工作者了解我们的国情，并能从国情出发判断是非”。从此至今，23年了，再也不见新闻界联名要求与高层平等对话并上街游行的场景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