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天已近午，来自宇宙的光辉孵化营养了亿万生命。他立于窗前，习习春风穿过铁纱窗轻拂肌肤，与体内旺盛的阳刚之气相激相和，肌肤下的热血直要喷涌而出。他极目天际，仿佛望见苍茫大江与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交汇，望见西南岸那云龙雾锁，千古不语的庐山。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还记得当年下山，在机场见到林彪与黄永胜等人照相，一片春意融融，喜悦祥和。他头也不抬，灰溜溜的，只在心里自慰：不求无错，但求无愧。
他到交通部当了一名副局长，息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只想踏踏实实为民做几件实事。他想避开政治运动的风波，但是他不找运动，运动却要找他。天下万物万事脱不开一个理：物极必反。若没有十年浩劫，没有全党、全国、全民一起遭受大苦大难，他周惠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抬头喘粗气，一切都只好交给后人去评说。
现在不然了，他迎来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他当年的下级，现在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
会谈出什么结果呢?他激动，不安。毕竟，这次见面已拖了近一年。
去年在北京医院看望过陈云之后，心里便蓬地燃起一堆火苗，那个声音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形状，却像冥冥之中在身周飞翔并带来抚慰的传说中的精灵，又像庄严而神圣的钟声绕梁三日撩拨起人们心底的希望和诚挚：“副局长不要当了，有什么当头?到省里去……”
于是，他本已宁静了的心又失去了宁静。欲望总会使人失去宁静。
部长叶飞总是将周惠视为平等的对话伙伴。在后圆恩寺的居所内，他扬扬下颏，招呼周惠说：“哎，小平出来了，我今天要到他那里去看看。”
周惠眨眨眼，说：“请你给小平同志捎句话，跟他问声好，再跟卓琳问个好，二十年没见他们两口子了。”
叶飞望着周惠，解释：“这次我不好带你一道去，他没约你。”
“我不去。”周惠眨着眼笑笑，“就请你捎个好，提一句就够了。”
两人对视三秒，都笑了。他们都是懂政治的仕途上人，都明白“捎个好”的意义。
叶飞回来，对等候的周惠说：“我已经代你问了好，小平原话就一句：‘叫他找华国锋去，他们都是湖南的。’”
邓小平一句话，令周惠犹豫二十天，过去的下级，现在的领袖，好找吗?能找吗?他先找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商量：“你看我能不能找华?”
副秘书长沉吟片刻，道：“我看可以。你们过去相处还好，你对他也是器重的，还有周小舟，都曾器重提拔过他。庐山会议之后，你们下台，不是向主席推荐过他吗?”
“此一时，彼一时……”周惠仍在犹豫，“找他，他要不理我呢?再说，他现在的情况，如果……”
话未尽，言外之意懂政治的人都懂。如果周惠过去是华国锋的下级，现在找华正当其时;偏偏周惠过去是华国锋的上级，现在去找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其中便有诸多难言之尴尬。
“唉，可以写个条子嘛，管他理不理!理了好，不理也坏不到哪儿去。”国务院副秘书长说，“我把条子帮你送叶帅处，让叶帅转华主席，他理不理，我们该做的就算都做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惠终于下了决心，给华国锋写个条子：
华主席：好久不见了。你抓“四人帮”功劳不小。你现在日理万机很忙，什么时候得空，我愿意去看看你，说几句话。周惠
这张条子装入一个信封，封面写有“叶副主席转华主席收”。
信发半年，没有任何回音，便以为是石沉大海，渐渐忘却一边，却又在1978年初春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说华国锋约见。真是好事多磨。偏遇周惠重感冒卧床不起，又担心把感冒菌带入中南海，只好回话陈明情况：重感冒不宜见，怕传染华主席。
现在又过去两个月，华国锋再次约见，身健神清，正好赴约。但见面之后又该谈什么呢?粉碎“四人帮”后的日子，举国宣传颂扬华主席，是为了政治稳定，确立核心、建树权威还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每当广播里唱出“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本来动听的曲调却由于歌词的更改令人起鸡皮。是因为过去与华国锋太熟而听不得这种颂词?还是他经历太多波折已经养成对此类谀倾之词的警惕和厌恶?……
他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陈云在北京医院的谈话。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分明有功，陈云却强调不须这样讲，“是共产党员应该办的事”。看来，他正是怕民众和某些干部缘此又搞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他打住思路，转身离开窗口。因为汽车已驶到楼下。
车轮沙沙，小轿车轻快地驶上长安街。周惠仰靠车椅背，两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种哲学家才特有的那种隽冷的思考。
右侧已是天安门城楼，左侧是毛主席纪念堂，若照直前行，便会看到那堵“西单民主墙”。周惠觉得那根中枢神经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拨动了一下，全身跟着颤动，万千念头便循着那拨动的旋律跃将起来：东边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最高象征，西边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无政府主义、反政权秘密团体的“圣地”。这一对相距两公里的对立物，现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游景观”。外地来京人员，有的直奔故宫，有的直奔纪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单墙，更多的人是“一日三游”，定要将这三处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异的政治、文化氛围。
所谓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东南侧，不过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由于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北京无数张贴大字报的园地之一。1966年这里率先贴出“打倒刘少奇”和“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了“四·五”运动时，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唤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从1977年夏开始，这堵墙成为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公众同情支持的大字报集中地，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进而吸引来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换了便衣的警察。于是，这堵墙不但位置合适作传媒。那形成的人文环境也是具有能充分发挥传媒作用的特点。
周惠毕竟久经政治斗争考验。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认识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深刻，所以，他对中国建立、完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也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明确可行。
对于毛泽东讲“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总是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到了庐山会议，渐渐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可怕的消极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发现是一场噩梦;粉碎“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反思毛泽东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论》，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论，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论，实在是给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灾难性后果。由此再进一步沉思这些错误何以能在中国发生并在二十余年中受到多数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觉到封建与迷信在这个文明古国所具有的深厚广大的基础。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话：“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地冒了出来。”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以反封建、争民主而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惜，在破除旧迷信的同时却又建起新的迷信。这就不能不使人去看看这个民族及当时国民的素质。
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尊崇秦始皇。中国的皇帝制度就创始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且两千年不改秦制。
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审帝，故称皇帝。
讲秦始皇“盛德煌煌”或者有道理，他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封建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封建制度能比。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人下，即废封建，设郡县;废世袭，派流官;中央集权，划一制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建立了基础。颁行秦律于前，焚书坑儒于后;驱胡虏，筑长城;统四海，住“阿房”;天下大权集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于皇帝，则皇帝即国家，国家即皇帝，皇帝与专制合而为一。
毛泽东一生，建党、建军、建革命根据地;扫荡军阀，割据一方，打垮国民党蒋介石，在公元1949年一统天下。他一方面破除封建，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便同时又讲“房子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民主党派也罢，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也罢，不过是花瓶之类的摆设。他毫不讳言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党领导一切”，毛泽东多次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超过他一百倍!”秦始皇“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天地不如毛主席，天地之子秦始皇怎么能与毛泽东比?
天下大权集于党内，党内大权集于毛泽东，正所谓“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周惠每念及此，便不由得想起那位党内的秀才田家英。家英于人前人后，习惯称毛泽东“主公”。读历史故事多的缘故吧。主公震怒，整个中央委员会等于零，更无须提劳什子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