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网络图片）
1992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1990年和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3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
根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有人攻击特区，1984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2004年6月9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1992年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像，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