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
第一次：打算去南京向蒋请罪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曾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想出一个办法，今天就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权，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蒋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李世杰对傅作义有此想法很意外，他不客气地说：“这样做法是不负责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罢，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罢，兵灾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中共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南京政府的路子。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了一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请罪，蒋一定不客气地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我找不出赞成的理由。”后来傅作义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第二次：想出国被南京政府婉拒
由于2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公函和新闻稿，将傅作义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这惹恼了傅作义，傅因此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对此，国民政府负责同傅作义联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日记2月4日记载说：“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傅作义的字)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只是对傅表示“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
徐永昌明白傅作义想出走，虽然出国之事暂时搁浅，但徐永昌建议傅“莫善于先回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永昌：“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也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与毛泽东会见之后，28日，国民党宣传部长、民主人士邵力子返回南京对徐永昌说：“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也就是说，傅对走与不走非常矛盾，因为他觉得他若离开北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傅作义对出走之事犹豫不决。
第三次：想秘密去绥远未果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
而就在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因此3月26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方面称：“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着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着陆场，再行请派。”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不得不再次安心谋划他的出路。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整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