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直至毛泽东去世，汪东兴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毛泽东晚年的心腹之一。汪东兴亲历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1970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政治斗争的全过程。由于目前文革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亲历者的回忆录就显得尤为珍贵，加之汪东兴的特殊身份，2004年出版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书引发文革史爱好者的关注。本文是对汪东兴这部书中种种有悖于史实的“回忆”加以批驳。
1947年9月25日，毛泽东(左一)与汪东兴(左三)、廖志高于陕北佳县神泉堡合影
我们拜读了汪东兴的大作《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读后，大为吃惊、大失所望。在汪书的前言中，谈到了写书的目的：“我亲历了这次会议〔1〕的前后过程…我把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情况，对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可是，汪书到处是假话。揭穿汪东兴的假话，就是本文的责任。
汪书中的首页题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实际上，汪东兴是要倒转历史的车轮，把人们的思想再禁锢到“两个凡是”的枷锁之中。该书没有“实事求是”;该书没有“正确的评价毛泽东”;该书没有揭露江青、康生、“四人帮”一伙的错误和罪行。
汪书绝不是当今“研究历史，总结、提高”的著作，他的大作倒像是三十几年前的文革中，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隆重推出的著作。汪书写到：“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错误的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汪书第3页)。读后，感到汪东兴的调子比任何人都高!“天才地”换成“罕见的”，“无以伦比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汪书第4页);同时，汪书也用了毛泽东主席曾删掉过的、引起争论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4页)。
我们要指出的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蕴育了许多的历史伟人，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历史伟人绝不像汪东兴所言是“罕见的”，“无与伦比的”，而是群星灿烂的。
关于“路线斗争”和“反革命”
汪书的一开头就如雷贯耳地给“读者”一点“参考价值”——“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不知道汪东兴是装糊涂，还是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评述和提法是错误的，这种提法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该《决议》后，早已不成立了。至少与彭德怀、与刘少奇的两次斗争不成立了;至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对这些革命先驱和资深的革命者的功过是非必须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概扣上路线斗争的帽子是有害的。
汪东兴所谈及的，所谓毛泽东与林彪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究竟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么，林彪在文革中的“反革命”，岂不就是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文革的动乱和浩劫吗?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经常由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高举着)。那么，林彪反对毛泽东的路线，岂不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的错误路线吗?
在文革初期，林就不想介入毛、刘之间斗争的，林是被毛生拉硬拽拖入文革的。不管当时林是得已还是不得已，他是拥护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是拥护了毛泽东反对刘、邓路线的，这一点林彪和周恩来、朱德等人是一致的，和党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毛泽东的重大决策都是信任的，对毛泽东本人也是非常地敬重。
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林彪对毛泽东的很多做法感到不安，尤其是毛泽东已经公开地站在党中央之上了，置党的集体领导于不顾;毛泽东也已经公开地站在国家之上了，置国家宪法和国家机构于不顾。全党、全军、全国的一切工作，只信任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少数人，中央文革只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用“打倒一切”的手段，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来搞文化大革命，一切国家机器被全部打烂、或形同虚设。
因为毛泽东在历史上形成的领袖地位，对毛泽东的很多错误做法，绝大多数老干部敢怒不敢言，敢忧不敢言。林彪算是敢顶毛的，但也只能从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派”，抵制和削弱中央文革入手。林彪最终得罪了毛泽东，得罪了江青。虽然，林彪在文革初期，也支持过毛，拥护过毛，颂扬过毛，用过“极左”的语言。但“党的”文化大革命，被毛变成“毛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越搞越离谱，甚至在广大干部被揪斗，到处被砸烂，到处在夺权，全国一片混乱时，毛泽东竟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在一起，提议“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2〕!”……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林彪也越来越不赞成毛在文革中的不少做法了。
党的“九大”以后，虽然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已写进党章，但毛内心深处并没有想把“班”真正交给林彪(如果毛有真心，让林当个国家主席又何足挂齿)。毛时不时地想着张春桥，也没有忘记一张牵制林的牌——邓小平。毛是政治大家，对谁都未必有真心，一切都要从政治利用考虑。虽然毛对刘少奇的斗争胜利了，但毛对林来说，只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让林掌管的解放军为他保驾护航而已。将来是否真的把班交给林彪，毛泽东是有考虑的：从保住文革成果来看，林彪显然不如江青、张春桥适合，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林彪并不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因此，九大以后毛对林早就另有打算：先削弱林彪，搞一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事(四个伟大讨嫌啦，圈掉三个副词啦，缔造为什么不能指挥啦，一句不顶一万句啦，不一而足)，再引其就范、逼其造反，寻机扳倒林彪。这就是毛泽东的天机。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实际上一下山就开始“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从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一个会接一个会地批判，甚至让毛远新抛出九届二中全会有“未遂政变”的大炸弹。林彪也不是等闲之辈，林没有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屈尊于毛，“深刻检讨”，“或辞去职务，或解甲归田”，“回老家种地”。林就是不满足毛泽东让林彪低头的“强烈愿望”。毛破釜沉舟了，七一年八月中旬，亲自驱驾外地，煽风游说，矛头直指林彪。毛泽东在考虑林彪问题时，是以毛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能制胜为原则，人为发难，制造不少谎言，已经远离党内正常生活和党性原则了(不少资深的老同志，对毛很了解。在五九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就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3〕”)。林被逼入绝境，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对“亲密战友”相煎太急，引发出了一场恶果。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分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因抓江青、张春桥一伙立有大功的，正是当年在庐山会议以后，不断向毛泽东痛哭流涕、检讨求饶、“转变比较快”，“对问题认识很好的”(汪书第63页)汪东兴!这真是对毛莫大的讽刺。
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错误处理以及支持、迁就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明明白白冤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人，毛在“九·一三”之后利用在军内已被整肃的反党乱军、造反夺权的“三种人”的怨恨情绪，汇合地方造反派，对刘少奇、林彪两个“骗子”大张挞伐。使地方老干部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使解放军数以万计的干部又重新惨遭迫害。这也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重要一部分。在文革结束并被彻底否定之后，应该被清理的是“四人帮”支持的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
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所谓刘少奇“集团”，这样，在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绝大部分主要领导干部被打倒;毛泽东又打到了所谓林彪“集团”，这样，在军队工作的、甚至很多是毛泽东自己麾下的大部分优秀干部也被打倒。“九·一三”事件后，他又开始“用”邓小平。但是，邓只“安分”了不久，就开始与江青斗。毛泽东又用整治林彪时同样的口实：反江青、张春桥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毛泽东。毛又一次支持了江青，并使邓又一次失败，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总之，在文革中，毛泽东把反对他的人都打倒了，把拥护他的人也都打倒了。最终，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自叹“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4〕，他的队伍仅仅剩下中央文革几个“秀才”、造反派、秘书、护士、亲属，……看来伟大领袖真是有点可悲，他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离开人世。
毛的“两个凡是”和当时的政治状况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凡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最高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还振振有词地说过“阶级敌人为其本性所决定，七八年就要跳出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人们掐着指头一算，可不是吗，彭德怀五九年跳出来，刘少奇六六年跳出来，林彪七一年跳出来，邓小平七六年跳出来;毛主席真是洞察一切啊!当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被欺骗境况之中。
因此，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去的时候：
——刘少奇仍是“叛徒、工贼、内奸”。其实，早在六九年十一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惨害而死于开封。
——邓小平“右倾翻案”，又一次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陶铸定为“叛徒”，定为文革中最大的“保皇派”。六九年十一月惨死安徽。
——彭德怀元帅被长期监禁，屡遭毒打、揪斗而惨死，七四年十一月，骨灰在成都化名为王川而弃世。
——贺龙元帅身陷囹圄，六九年六月含冤而死。
——揪出彭、罗、陆、杨仍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张闻天仍在流放，治病不许回北京，七六年七月，最终冤死江苏无锡市。
——“内蒙内人党乌兰夫案”，“新疆叛徒集团马明方案”，仍然毫无松动，七四年八月，马明方已冤死狱中。
——诸多的省长、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以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等都在案审查，都在打倒、靠边、关卫戍区、蹲牛棚、上干校之列，难以解放甚至难以自由。
——诸多的科学家、学者、专家、教授仍在蒙冤受辱。
以上这些恶果，都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两个凡是”造成的。可此时的林彪早已化成五年寒骨，但这些冤案却无一解决。责任究竟在谁?!事情明摆着嘛!难道还由死去五年的林彪负责吗?
1971年8月毛泽东突然南巡，公开指责林彪，其行径其实就是公开分裂党。他当时提出“三要，三不要〔5〕”，三不要的事，毛泽东自己全做了。把林彪逼得仰天长啸、无可奈何;迫使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林立果，迫使不愿蹈刘少奇、彭德怀前车之辙的林立果，裹胁老父踏上了不归之路。林彪的一生功名从此全部化为乌有，以“叛徒卖国贼”的沉重代价，真正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九一三”以后说：“林彪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这样的结局，就可以让毛泽东任意把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统统推给林彪，把一切屎盆子统统扣到林彪头上。
与此同时，以江青为首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仅仅是受到毛泽东一点的批评，而在毛死后仅仅一个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震天怒吼，彻底粉碎“四人帮”相比，毛泽东的的确确是相形见绌，与全国人民的心愿反差太大了。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毛阴阳怪气地批评江青几句，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让大家消消气而已。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满不在乎的讲江青的“坏话”，都是要整治老干部的“托”。“刘、邓、陶”如此，“彭、罗、陆、杨”如此，“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邓小平也如此。
毛泽东至死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三分缺点还是别人的。毛泽东绝不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76年6月，毛泽东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事，其中一件干错了，被彻底否定了。
总之，林彪死后，毛泽东生前留下的应该彻底解决问题，异常繁多。重大问题，无一解决。
汪东兴其人
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共产党和人民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和教训，已经有所醒悟了，至少已经跨越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及他生前所犯的错误。可是，汪东兴却不甘寂寞，他以歌颂毛泽东反对林彪为幌子，以批判黄、吴、李、邱为掩饰，来衬托他以往的“风光好势”，来炫耀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来坚持“两个凡是”，来坚持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迁罪塞责，也为自己开脱大错大罪，这么做难道不是太过太虚伪了吗?汪东兴至今仍然把毛泽东说过的话都视为绝对真理，去判断事非，去抨击林彪，去欺骗他人。汪东兴以“亲身经历”为幌子，公开说谎!
至于汪东兴本人，其实是不足挂齿的。“两个凡是”早就不灵光了，如今还拿“两个凡是”练什么?共产党和人民从来就没把你看得那么重(你当选党的副主席凭的是什么?是战功?是政绩?还是服侍过毛泽东?)你还故弄玄虚，自做多情干什么?甚至世人都贬称你为“家奴”了，很多党内老干部都鄙视你，唾弃你，你还煞有介事，道貌岸然地表演一番干什么?!你就是因为“两个凡是”下了台，怎么又把“两个凡是”抬出来了?!
不客气地说，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政治内容”也是相当可以的。
第一：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幸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整个十年动乱，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从毛泽东的鞍前马后，变成党的副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杨、余、傅”，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搞清理阶级队伍，搞“五七”干校，等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两个凡是”，汪东兴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在每个资深的老干部落难之处，被赶出中南海之时，几乎都有汪东兴的“辛劳”，汪东兴始终是和毛泽东的这些重大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陶铸、曾志、谭震林、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么被赶出中南海的?你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南海的大管家要负什么责任?邓小平、谭震林等同志的家物被几个卡车拉出中南海，在几间破房子堆起来，子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你又要负什么责任?用欺骗手段，把王光美抓出中南海批斗，你又要负什么责任?(汪东兴曾异常得意，唾星四溅地讲他是怎么抓王光美，怎么把刘少奇都耍弄了的情景，人们仍记忆犹新)。留在中南海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康克清、李富春、蔡畅、陈云、董必武等受怠慢，受冷落，你汪东兴又要负什么责任?
1970年，在京的一些老干部疏散离京，哪里是林彪搞的?!这是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落实的。老干部有气往汪东兴身上撒，没错!你汪东兴在文革中什么坏事没沾过?!
第二：在林彪反对江青祸国殃民，专横跋扈，反对中央文革奸佞擅权的斗争中，汪东兴也曾经是一个叶群分子。在文革初期，汪东兴是有实权的，是春风得意的。汪为了巴结叶群，多次把毛泽东不愿让林彪知道的事告诉毛家湾，“杨、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就更积极地开始向林彪、向军委办事组、向黄、吴、叶、李、邱靠拢，常到三座门胡吹乱侃，甚至约到汪家密谈。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吴、李、邱(品味实在不够高)。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邱请到汪东兴家里来“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数汪东兴和林立果兴致最高，言谈最多。大家问：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说：完全是两回事!(现在看来，黄、吴、李、邱上了汪的大当!实际上毛和江是“一回事”。后来，毛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就是指的汪东兴。)汪说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也有短，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反对的，也有默认的。江青要反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苏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林立果与汪东兴一唱一和，林戏称：苏联的“司机”(谐音)批什么劲的，在座的哄堂大笑。汪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又滑胆子又小。张春桥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生病时，黄、吴、李、邱多次去看他，这本是老人之间的互相关心，汪东兴竟感激涕零!并心领神会地“向叶主任问好”，“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诋毁毛主席“看我没用了，不要我了”。
“九一三”以后，黄、吴、李、邱都已倒台。到一九七五年，毛泽东还健在时，“胡乔木就曾在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向汪说，江青他们有野心，……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东兴回答说搞一个人不行(亦即要连窝端)〔6〕。”请问汪东兴，你的“革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呢?!
综上所述，汪东兴实际上并没有更多的本钱去抨击别人。与其说抨击别人，还不如冷静反省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在华北组慷慨激昂地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大讲要设国家主席，要揪人，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他想投靠林彪的必然结果，根本不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九届二中全会的真相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东兴是随从毛泽东到达九江的，当他见到吴、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意气风发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7〕?”汪东兴发动完“群众”，就随毛主席上山了。
林彪、周恩来是八月二十日上山的。北京和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253人，也都先后上山了。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中，李作鹏、邱会作是八月二十一日到庐山的。中央决定黄永胜镇守北京，负责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纪登奎协助)。吴法宪负责接送到会人员，忙碌在九江机场。
为了在会议期间工作方便，汪东兴把尽地主之谊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8〕”文道宏在22日一清早就去告诉了程世清。这时，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还没开，23日的开幕式还没有举行，林彪还没有讲话，汪东兴的劲头这么大，这种劲头是从哪里来的?
8月22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泽东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还专门讨论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是按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现了党的省委书记都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的一元化领导)。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9〕。”毛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这对毛泽东主席是当头一棒，他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的大将、江青的“师爷”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10〕”。毛泽东还威胁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毛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我不管中央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就要站在党之上。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分裂党。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11〕。”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谆谆教导”。
常委会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结果?或者没有结果?都尚不得知。
汪书中很大篇幅是讲“设国家主席”问题的，在汪书第32-35页介绍了这次常委会的“内容”，汪还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作记录(汪书第31页)。可是，汪书在介绍8月22日常委会内容时，回忆了不少鸡毛蒜皮的话，偏偏把常委会中的最重要内容，即各常委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给删掉了!这是怎么在写书啊!?别人“画龙点睛”，你却“画龙挖睛”。难道你就这么“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情况，对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吗!?。
8月22日晚，陈伯达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认为，如果林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会支持林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
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实际上，林彪是想在会上讲话了。
8月23日下午近4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开始前，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在后台休息室集合，毛、林在另一个房间单独谈话〔13〕。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些情况。前些天，张春桥在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时，与吴法宪多有争论，张春桥还曾阴阳怪气地说过：“说毛主席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毛主席的一种讽刺。”(张春桥哪有这个胆子!?这只不过是毛的授意而已。)对毛主席评价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当时党的副主席林彪提出来的，显然张春桥这种说攻击了林彪。林听后十分生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说，要在会上讲一讲，毛同意了，但说不要点名〔14〕。
毛泽东和林彪谈话时，叶群在门外走廊上溜达，为了防止江青闯进去，从而干扰毛、林谈话的进行。当时，毛的秘书高必成，林的秘书于运深，也在门外等候，他们都知道毛、林在一起谈了近四十分钟。开会时间到了，汪东兴一看，毛、林还未出来，就赶到休息室问总理，总理说：“主席和副帅还在谈话，再等一会吧。”
全会原定3点开幕，拖到近4点才开始，毛、林微笑着从房间出来，周、陈、康随其后，走向会场主席台。
全会由毛泽东主席主持。毛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会”。然后他向左右看了一下说：“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九一三”后，毛泽东竟说林彪不经请示，擅自发言。这是谎言!这是毛发难的开端。林非常不满，直到1970年3月底周恩来去北戴河看望林，林还对总理讲，他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15〕。)
林彪在会上讲了话，时间有一个多小时。林彪的讲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讲修改宪法的，一个讲坚持天才的观点。林在讲话中也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
林彪讲到：“……这个会和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影响的。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定下来非常好，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大家所知道，毛主席是我们党、军队、政府、国家的缔造和领导者。……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还是起作用的。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都高，是有创造的。不但在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哪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的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和在国际上这样的威望，这个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几十年来的这种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林彪不仅是一流的军事家，也是一流的政治家(尽管他最后惨败在毛泽东手下)。林彪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出张春桥的名，但已经起到了使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心惊胆颤，几乎是全体中央委员为之振奋的作用。林彪结束报告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的掌声。散会后，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委员许世友、陈锡联、叶剑英走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16〕〔17〕。
其实，讲“天才”也好，不讲“天才”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林彪抓住了战机，想再一次打击削弱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打击和削弱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总头目。在当时的情况下，打击江青是不具备条件的，但打击张春桥应该是胜券在握的。
林彪讲完话后，康生也讲了话，康生在发言中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在宪法中)就不设了〔18〕”
人人皆知，康生在老谋深算、老奸巨滑方面，是拿莫温!如果，毛主席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康生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康生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在大会上宣称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呢?
毛谎称“林彪哪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汪书第152页)”，那么，康生的讲话同毛商量了吗?!如果没有商量，康生应是第一“大罪”，因为，康竟把毛最不愿意的事——“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在大会上向中央委员会宣布，但毛若无其事;如果康同毛商量过，康无错，林更无错，但毛抓住林不放。况且，在庐山调门最高的、煽动、串联最多的是“毛的人”汪东兴，炮火连天的地方是“毛的朋友”许世友的华东组。吴、叶、李、邱只讲了“三个副词”，宣读了陈伯达所搞的，汪东兴给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只要细想庐山前后的事，毛的话在很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
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却说，康生没有发言(见汪书第38页)。那么，究竟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真呢?还是汪东兴为真呢?如果汪东兴连8月22日的常委会关于四个常委提议设国家主席的内容，8月23日康生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内容，都“不愿意”回忆起来，那你写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汪书中还说，林彪讲话时，“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如果康生真的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了，他反感林副主席的讲话，那为什么在林彪讲完话之后，康生又如此讲了一通呢!?康生的神态，都让你这个“警卫员水平”的人看出来了，那他还叫康生!?别无解释，就是汪东兴说谎。
林彪想拿掉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这个造反夺权、祸国殃民的大造反派，这样继打倒王、关、戚以后，就能进一步削弱中央文革，使江青又失去一个高参，就能相当程度地遏制和纠正他们对毛泽东“革命路线”(实为“极左”路线)的实施，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气氛就能降温。另外，林彪和周恩来都知道张春桥是个叛徒、特务〔19〕，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也知道)。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化名狄克，写反动文章攻击共产党、攻击鲁迅及社会进步力量。曾担任周恩来副官的龙飞虎将军的女儿龙书霞等人揭发了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和反动反共的前科，《红旗》杂志记者上报了中央，毛泽东得知后不以为然，实际上包庇了张春桥(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了张春桥的罪恶历史)。林彪想拿掉张春桥，走这一步，真正是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正确的。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只有五个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张春桥是政治局委员，他也坐在台下第一排。林副主席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出张春桥的名，但张春桥已经“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吓的他魂都飞了，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烟都掉在地上了。看来林彪镇邪还是有威力的。邱会作与张春桥邻座，他两人从来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以钱信莎为司令的反解放军、反总后党委的造反派是支持张春桥六七年搞上海“一月风暴”，向上海市委夺权的，张春桥是支持他们反总后党委的。张春桥也支持上海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造南京军区党委的反〔20〕。)此时，张春桥实在是不知所措，竟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递给邱会作，说：“老邱，请抽烟!”邱感到好笑又莫名其妙，因为邱不会吸烟。
在汪书中，介绍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的情况，遗憾的是，又是假话连篇。请看汪东兴是怎么说：“林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汪书第36页)。林彪要讲话，毛泽东同意林讲话，但毛泽东不知道林的讲话内容，林彪讲话中批评人又不点名，党的最高级会议，中央全会，成了打哑谜，能说得通吗?事实上，毛同意林讲话，毛知道林的讲话内容，毛叮咛林不要点名。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原定于8月23日下午3时开幕，正是因为林向毛报告了张春桥的情况延误了一些时间，开幕式拖延到近4点才开幕，汪东兴在书中又说谎“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汪书第38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笔误，而是重要的修改。汪东兴把毛、林交谈，林向毛汇报，毛同意林讲话，但不要点名的“时间”和“机会”挤掉了。制造了毛不知道要林讲话的假相。
你汪东兴这么有眼力见，把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康生对林彪讲时的神态看的这么清、揣摩的这么透，那么，在小组会上，绝对不会发言的就是你汪东兴了!你怎么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还慷慨激昂的表示“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体中央委员中调门最高的一个!这又如何解释呢?看来你不是个精神病，就是个“搅屎棍”!你这不是明知故犯，你这不是添乱吗，你这不是害人吗?!其实开幕式后，与会者都走完了，汪东兴有意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一同缓缓退场。他们在一起侃大山，大家为林的讲话而振奋，为张春桥的丑态而大笑。
第二天，听林彪讲话录音时，除毛、林没有来外，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个不漏。大家都非常认真听录音，揣摩林的讲话究竟指谁。连一贯搞特殊、自视高傲，从不参加集体活动的江青也来了，而且坐在第一排中央，竖着耳朵，非常认真地在听录音。
听完录音，叶群对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昨天晚上，总理交待张春桥把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准备好，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因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中，坚持了“天才的观点”，理论家陈伯达积极而又仓促地搞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从这几条语录的内容和“质量”来看，的的确确是陈伯达及陈伯达身边的工作人员临时凑起来的。其实，陈让秘书找的这几条语录“味”都不够浓，力量都不够重。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着作《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所作的序言中说“马克思是天才，而我们最多是能人，马克思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才是最有分量的一段语录，可陈伯达并没有选上。本来是临时凑起来的《语录》，毛泽东却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是“带着反党的炮弹上了山”。
关于打印陈伯达所搞的《语录》，汪书是这样写的：“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汪书第39页)。
汪东兴又说谎了，汪东兴打印的是25份，正因为汪东兴考虑“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才打印了25份，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25人〔22〕。汪东兴打好了语录，亲自给了吴法宪5份，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有人给汪东兴开玩笑说：“老汪呀，你搞的真快呀”，汪东兴甚为得意的说：“我管会务，我有办公厅嘛!方便得很。”由此可知，汪东兴通过对此事的态度和对陈伯达的支持，从而再一次表明对林彪讲话的支持了。而且，陈只让汪打印5份，即只提供常委用。汪没经陈同意就打印了25份并散发出去。这个责任是陈负呢?还是汪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