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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毛泽东震怒 一言使刘少奇哑口无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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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刘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毛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对毛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象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毛是生气了,气氛紧张,刘不敢再说。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黄峥: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是什么时候?是到哪里?

王光美: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大队。我们这个工作队总的负责人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同志。当时觉得,高级干部下去还是身份不公开比较好,有利工作。所以对外讲张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学教务主任,我是河北大学的教员。这回我换了一个化名,叫鲁洁,是从少奇和我的母亲的姓名上各取一个字。少奇的母亲姓鲁,我的母亲叫董洁如。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园大队有些不一样,没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跟我一起到了高镇。林克同志负责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队。

黄峥: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您有没有参加会议或者参加讨论会议文件?

王光美:开这个会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的一天,大概是12月20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向他汇报我在高镇大队“四清”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发现群众不敢向工作队反映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还有,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21日开完会我就回乡下去了。

黄峥:从12月21日开始,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次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仍在继续。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开会、各省负责同志都在北京的机会,汇报讨论一下“四清”运动。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始一段,都是由各地的负责同志汇报运动情况。人大会议开幕后,这些负责同志的精力要转移到那个会上去。两个会实际上是穿插着开。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王光美:这两个会都没有我什么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参加“四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过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

12月21日我回到乡下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的。

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月3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到了会场,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找见。

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

少奇同志一进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楞了一下,意思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没法向他解释。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象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是生气了,气氛紧张,少奇不敢再说了。

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整个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四清”,就是中间接到通知回北京两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刘子厚同志召集的会议,一次是1月3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每次开完会我就回到乡下。高镇离北京很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1965年1月4日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一直延续到1965年1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定稿通过后才结束。

《二十三条》初稿曾发给一些工作队负责同志征求意见。我们的工作队长张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象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一类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一次,问问“小脚女人”指什么?是不是批评什么人?他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最好删去这个提法。“小脚女人”这个说法,原来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用语,流传比较广。张承先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又用这个说法会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建议删去。我回去后,给陈伯达打了电话,转告了张承先同志的意见。陈伯达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正式文件发下来,一看,“小脚女人”的提法仍保留着。

我在河北一共参加了四个地方的“四清”运动。先是抚宁县桃园大队,然后是新城县高镇大队,再后来是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定兴县周家庄。

责任编辑: 王君  来源:王光美访谈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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